2011年10月30日晚上，导师打电话委托我买张31号晚上到武昌的卧铺火车票，并告知我黄老先生仙逝。我听到后异常悲恸，已经无心再做其它事情，便去海淀公园散步，北方冰冷的天气让我的心情更加悲痛。夜已深，回宿就寝，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眠，念老老先生对晚辈之种种关爱，泪水潸潸。老先生之关怀，历历再现，恍若昨日。然转瞬之间，老先生与晚辈已是阴阳两隔。索将起身披衣，撰此博文，以悼念老先生之驾鹤。
老先生出生于1931年10月，系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退休老教授，曾担任过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1984年之前）系主任。在老先生辛勤的管理和运作之下，图书馆学系于1984年得以升级成图书情报学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升级后的图书情报学院行政管理班子中，因种种体制之限，老先生只能担任副院长职务。吾辈不才，在与老先生散步之时，老先生曾自豪地对晚辈说：系里哪几位老师是老先生当时从哪些地方挖过来的。据吾辈在学院之体会，老先生挖来的那些老师在学院里一直挑着技术领域的大梁，他们不仅学术贡献巨大，而且还培养了很多一流之人才。晚辈读硕士之时，遇到一些同学就读于老先生挖来学者之门下，这些同学学习科研实力雄厚，然皆以师于己之导师而自豪。吾辈每每听到老先生谈及此事，时常有种“良弓藏”之感怀。
我的硕士导师袁琳副教授属老先生留在珞珈山惟一的门生，因此我便能经常得见老先生，能经常聆听老先生单独对我提出的做学问、修学品、做人等方面的教诲。老先生的学术及其影响力，在老先生的同辈中应属翘楚。老先生的文章能经常受到研究者们的引用参考。即使在老先生退休之后，老先生依然笔耕不辍。自晚辈接触图书馆学领域以来，每年均能在刊物上读到老先生新发表的文章。尽管老先生有些文章四平八稳，但是在他们那一代学者中，能够如此“生命不息，笔耕不止”者，惟老先生一人也。有时晚辈去拜访老先生，先生会向晚辈讲述先生之最近学术感悟，让晚辈受益匪浅。
在晚辈将要离开珞珈山来到燕园之时，先生打电话给晚辈，希望能为晚辈饯行，希望邀请晚辈和袁老师一起吃饭。晚辈惶惶恐恐，更怕影响老先生的生活，便借口时间紧推辞。而先生却再三嘱托袁老师三番五次打邀请电话，最终在晚辈的执意拒绝之下，老先生只好作罢。
在燕园后的第一个寒假，晚辈去老先生家拜年，当晚辈按响门铃之后，先生听到晚辈到来，亲自跑到楼下来为晚辈开门。见到晚辈，先生除了短暂的寒暄之外，便询问晚辈的学业情况，生活情况。随后老先生谈了很多自己治学之悟感，析分晚辈所遇之困惑，给予众多启发建议。当晚辈起身告辞之时，先生执意要出门送晚辈，在老先生一再坚持之下，晚辈扶着老先生绕着珞珈山的小路，走至珞珈山庄路口。在晚辈多次要求老先生留步之下，先生才勉强同意就此道别。为了表示对先生的敬意，更为了先生安全着想，晚辈又将老先生送至先生楼下。在晚辈转身离开之时，先生告之：以后要常回珞珈山看看，无论到哪里，不要忘记文华图专。
在第三个寒假，晚辈再去先生家拜年，先生站在离家门口几步台阶的位置迎接晚辈。当老先生听到晚辈的博士论文题目之后，非常高兴，谈了他以前对相关领域研究的体会，为晚辈阅读书籍的范围给出了很多建议，也对晚辈的论文写作纲要及具体调研给了很多启发。这次先生抓住晚辈的手不放，一定要请晚辈吃完饭再走。而这次火车票特别难买，只买到了当晚
因在京一直都觉得特别压抑，于是想趁清明节之机回家扫墓，顺便踏青，释放在京压抑之心境。这次回家踏青之机，先生得知晚辈回来，力促袁老师安排请吃饭事宜，于是晚辈再次得以见到老先生，顺便与老先生谈了谈晚辈最近研究之感受。餐完临散之时，袁老师考虑到晚辈此次行程时间安排较紧，便让师妹们将老先生送回家。于是晚辈只得与老先生匆匆道别。
前些天，袁老师发来信息，告知老先生即将八十大寿，询问晚辈是否回珞珈山参加老先生之寿辰。因晚辈毕业论文进度正处于关键阶段，便告知袁老师无法脱身。未竟，此次错过老先生之祝寿，竟成永远之两隔。晚辈本想趁此次寒假回家之机，顺将论文初稿呈给老先生审阅，未料吾侪论文获得老先生拨灯之机就此永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