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时,有“一两黄金一页宋版”的俗语,用良田、屋院去换书的大有人在。在战乱与天灾中保存艺术品绝非易事,这些传了近千年的成套的纸制品,比单幅画作、书法更难保存,而民间的私人藏书楼在古籍的传承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发于唐宋,兴于明清

　　中国的藏书体系分四类:官府、私人、书院、寺庙。

　　藏书楼原先没有私家的,都是官办的。最早是商周的中央政府设有藏书室,民间的藏书始于“百家争鸣、诸子竞说”的春秋战国。到了汉代,宫廷的藏书室向百姓广开献书之路,废止了秦始皇“私人不能藏书”的条例。

　　在隋唐之前,虽然有河间献王刘德、蔡邕、淮南王刘安、南北朝的沈约这样的藏书名家,但也是屈指可数。唐宋时,随着科举制度带动“学而优则仕”的风潮和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进步,书籍在普通人生活里成为必需品,私家藏书兴起,藏书文化和制度慢慢在民间建立起来。

　　在程千帆先生的《校雠广义》一书中我们得知,唐朝开始有田弘正、张建章等专门“建楼藏书”,并且用不同颜色的装帧来区分书籍的种类；藏书者主动进行校勘工作,大大提高了藏书的含金量。到了宋朝,有百余位私人藏书者,不仅江南有,中原也有,除了校勘,还写题跋来做“读书笔记”,而编写藏书目录成为一时流行的风潮。

　　唐宋积累下来的藏书文化在明清达到了顶峰。这时的江南,富庶、开放、教育发达,有享誉全国的雕版师傅和先进的印刷工艺,更是图书的交易中心。

　　有趣的是,科举制度与私人藏书的密切关系已经有了数据的支撑,但凡进士、状元出现得越多的地区,私人藏书就越发达。据北大教授萧东发统计,明清两代共有状元203名,江浙两省就超过了半数,105名。所以,单常熟一处就有180座私人藏书楼就不难理解了。

　　而江南的这些藏书楼主人在当时也许并不太清楚,他们在藏书过程中的作为对后世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完善了中国最初的“图书馆”工作。他们摸索出搜选、分类、装帧、编辑条目、修补的方法,并不断改进,成为体系。可贵的是,一些主人懂得“藏书贵流通、藏书惠士林”,互访成了美谈。而少数藏书楼也向公众开放,从宋代的李氏山房到清代的古越藏书楼,都难能可贵地承载了图书馆的职能。但这样的藏书楼非常少,据记载只有10余间。

　　再者,主人们还在藏书楼里治学、校雠、著书并组织熟练的师傅刻书、印书。张之洞曾评价道:“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私刻”是藏书楼的重要产物,就是主人出资出版私人刊物。私刻的刻印品质最好,都是专纸专工,校勘精细,在工艺创新上一直走在行业前面,这是坊刻不能比的,原因就在前者为名,后者为钱。所以,藏书家往往也是出版家。比如明末的毛晋,他的“汲古阁”藏书84000册,招刻工、印工百余人,刻书40多年。“毛边纸”一词就来自他,为了让汲古阁的刻本能广泛传播,毛晋就买来便宜的竹纸,每页纸的边缘都盖一个篆书的“毛”字,“毛边纸”的名字便传开了。

过云楼往事

　　
    清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宁绍道台的顾文彬晚年购得明尚书吴宽复园故址,就命儿子顾承主持营造,改建为包括住宅、花园(怡园,取《论语》“兄弟怡怡”之意)、义庄(顾氏春荫义庄)、祠堂的典型大宅,命名为“过云楼”,意取苏东坡所说的“书画于人,不过是烟云过眼而已”。这座曾坐落在苏州铁瓶巷的宅子,因收藏书画而著名,曾有“江南收藏甲天下,过云楼收藏甲江南”一说。

　　不需要细数过云楼曾藏过的书画,只消看看顾氏家族后人向上海博物馆捐献了数百件书画古籍中的几件就知道了:南宋魏了翁《文向帖》、元代倪瓒《竹石桥柯图轴》、明代唐寅《洞庭黄茅渚图》、清代石涛的《细雨虬松图轴》,这些藏品奠定了上海博物馆古代书画收藏的国内领袖地位。

　　顾家虽对外坦承是书画收藏大家,但对所藏古籍闭口不谈。后来据报载,过云楼里实际上有一个密室,书是放在密室里面的。藏画可以给朋友传看、欣赏,但是书籍是秘不示人的,这是家族传统。

　　直到上个世纪30年代,第三代主人顾鹤逸的朋友傅增湘获准查看古籍,颇为震惊。但顾鹤逸不许傅增湘带纸笔入楼,傅先生不愧是民国时故宫博物院的图书馆馆长,目录学、版本学的宗主,记忆力惊人,他白天进楼,晚上回忆,天长日久也真的把这些书目记录了下来,后来写成了《顾鹤逸藏书目》,过云楼的藏书这才公之于众,其中不乏宋元明清历代善本和名人的稿、抄、校本。

　　好在顾家一直有强调重视书籍的传统。顾文彬希望子子孙孙传递,他在遗嘱、家训当中交代他的后人,一定要重视这批藏书,不能够轻易分开。顾鹤逸给四个孩子立遗嘱,也分成四份,他担心孩子不太了解这些古籍的价值,就在上面钤收藏印,这样价值就高,他们会更珍惜些。

　　和因家道中落、在咸丰年间散尽父亲汪文琛和自己一生藏书的清代徽商、“艺芸书舍”第二代主人汪士钟相比,顾家算幸运的；和清末要靠卖藏书给日本人来救济同胞的陆树藩相比,顾家就更加幸运了。虽然清末民初时,日本专门研究中国古籍版本的岛田翰在经济财阀支持下,眈眈于过云楼藏书,但未能得逞。

　　日本入侵后,顾家做了最大的努力,让损失减到最低,在数十天被日本人抄家的过程里,并没有全军覆没。这要归功于顾家第四代。比如顾公雄,为了尽快把装满书画的卡车开往上海租界,车上没有给两个儿子留座位,就把孩子们放在常熟汽车站的小店里,第二天才派车来接。

　　1949年,后人把过云楼与怡园都捐给了国家。在“文革”中,过云楼的旧藏因为抄家有所损失,顾文彬的第四代后人顾公硕,也成了苏州“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去世的人。

　　时间流转,也许今天人们对过云楼三个字的尊重和怀想能给逝者一些微不足道的慰藉。

　(王隽)来源:《经济观察报》

转载自：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12-05/18/c_1315967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