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公布了《2012上海市民阅读白皮书》。数据显示，近六成的上海市民仍将“传统纸质阅读”作为首选阅读方式，超三成的市民每天开卷超过30分钟。该阅读白皮书为我们提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大致阅读轮廓。近几年来，不光有一年一度的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全国各地的地域性、领域性阅读调查也逐渐兴起，笔者认为这是好事。中国太大，虽然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收录有效样本达18881个（以 2011年为例），兼顾城市与农村、老人与小孩，堪称权威，但不容易反映我们每个人“身边”的阅读状况。因此，分散调查兵力、调查视角，进行细化的地域性、领域性阅读调查就显出了必要性，对所调查出的问题也好因地制宜进行解决。笔者希望这样的调查多一点、细一点，在调查项目上推陈出新，并鼓励有得天独厚优势的图书馆更积极地参与进来。
　　笔者简单查了一番，与《2012上海市民阅读白皮书》几乎同期推出的还有“广东省居民阅读情况”调查结果，该调查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委托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所作。调查显示， 2011年广东省城乡居民的综合阅读率为 91.1%，比“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的全国性数据高出13.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地域性调查的结果与全国性调查的结果常会不一样，有时大相径庭。再例如，去年9月出炉的《2011年度郑州城市阅读调查报告》显示，郑州市民在2010～2011年度平均读书有16本之多，而今年4月发布的第9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 2011年国民人均读书仅为 4.35本，这可谓天壤之别。数据不同并不代表谁准确，这就像全国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肯定与北京地区不一样。笔者以为，“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统计学意义更大，而地域性阅读调查更便于当地政府和阅读服务机构有针对性地改进阅读推广措施，二者缺一不可。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度郑州城市阅读调查报告》在出炉的同时还有一个“90后分报告”，该报告提出了郑州市青少年阅读存在的三大障碍：缺乏主动性和选择性、缺乏交流、缺乏科学的指导。
　　与“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相比，地域性阅读调查可以有更多灵活性，在调查项目和手段上也有利于创新。如去年11月1日湖南“三湘读书月”的启动仪式上，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城市阅读指数”。原来，“三湘读书月”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湖南省统计局共同开展了“ 2011年湖南省14个市州城市阅读指数”调查，围绕阅读行为、阅读意识、阅读类型丰富度、阅读资源使用和阅读目的性5个指标展开，并将调查数据加权计算后形成“城市阅读指数”。据悉，建立城市阅读指数指标体系，湖南省在全国尚属首创。笔者对该体系的建立持认同态度，因为它比“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的数据、百分数林立显得更“人性化”一些。
　　笔者发现“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对客观数据的统计最重视，当然也最权威，但对主观体验方面的调查轻视或忽视，因此不易“立体化”地反映国民阅读状况。比如，我们虽然通过“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知道2011年国民人均读书为4.35本，但却不清楚这些阅读后面的主观体验如何：读书的目的是纯为消遣、打发时间，还是直接抱着求知、开阔视野的态度？读书的过程是细读还是浏览？通过读书给读者带来的“收益度”有多大？在阅读中主动阅读与被动阅读各占多大比例？经典文学作品与穿越、言情、成功学、理财等类作品的阅读比重各占多少？等等。湖南的“城市阅读指数”调查注意到了这些，所设立的5个指标有创意，也值得推广。“城市阅读指数”是百分制，湖南省的“城市阅读指数”是62.92分，其中以长沙市最高，70.21分。
　　除了地域性阅读调查外，还有一种细化的阅读调查是部门性、群体性的。解放军出版社曾在2010年8月推出过关于部队阅读生活的调查，为当年的“八一”献礼。该调查被汇总成《调查：读书成为基层官兵军营生活一部分》一文（以下简称“《调查》”）。《调查》显示，在2009年53.2%的官兵每个月能读 1～3本书， 26.7%的官兵每个月能读3本以上的图书， 20.1%的官兵每个月读不完 1本书，但没有人“从不读书”。部队属于较特殊群体，不知每年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是否涉及部队官兵，但不管怎么说《调查》都具有补缺性质。
　　使人感兴趣的是，这次调查还涉及到主动阅读与被动阅读问题。《调查》显示，部队官兵最常读的书籍中，军事科技类只占三分之一，实用科普类占到28%。但在“最喜欢的一本书刊”的前10名中，却没有一本是实用科普类。这说明什么？《调查》给出的分析是：“在于实用科普类图书不容易引起阅读快感，即使其需求巨大，也不等于就被喜欢。”这可以说是一语中的，道出阅读统计数字背后的问题。如果把这次部队阅读调查引申开来，部门性或群体性的细化阅读调查可以有不少，均有价值，如针对农民群体的、农民工群体的、国家公务员的、全职主妇的、老年人的、少年儿童的、残疾人的等等。此外，还可以针对手机阅读、网络阅读、快餐阅读等多搞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查。
　　笔者还发现一个现象（不知是否成立），城市以上级别的大规模阅读调查的发起者（操作者）中，图书馆不占主流。各地图书馆虽然也作过不少阅读调查，但较难有权威性，很多调查结果以论文形式在专业报刊上发表，有些“小众”。全国性和省级的阅读调查就不用说了，大概没有一家图书馆能胜任。城市级的综合性阅读调查图书馆总可以主导吧，但《2012上海市民阅读白皮书》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主操，《2011年度郑州城市阅读调查报告》则由郑州市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发起、郑州市推广阅读志愿者团队操作，“2011年湖南省14个市州城市阅读指数”调查的主操者则是湖南省统计局。不久前还出炉了对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居民阅读状况的调查结果，是由恩施新闻网作出的（不过此调查规模太小）。其实，图书馆搞较大规模的城市阅读调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此建议可以一定的方式通知持证读者参与，调查范围可以是持证读者的家庭成员或亲友，当然最好有鼓励（奖励）措施。此外，现在已免费开放了，凭身份证即可入馆阅读书报（不带身份证一些图书馆也放行），因此还可以在入口处为读者发放调查表，现场填写。当然了，更可以多“走出去”进行调查。此外，笔者认为应想办法让图书馆的阅读调查发出权威的声音，让更多的人知道。
　　按理说，新华书店与图书馆都是我们的“第三空间”，它们还是竞争在“第三空间”里地位的“对手”，郑州市新华书店读者俱乐部可以搞大规模的城市阅读调查并引起关注，郑州市图书馆为什么不行？阅读调查是阅读推广的重要参考，而图书馆是阅读推广的最重要机构，搞阅读调查自然当仁不让。
　　现今，阅读调查有细化趋势，很多城市、部门积极操作起来，起因无疑是对国民阅读现状的不满。据悉，弹丸小国以色列的国民平均每年要读65本书，是中国的15倍。那么，如何改变国民阅读的现状？应该对症下药。笔者以为应在“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的基础上加上放大镜，放大每一座城市、每一个领域的阅读现状，这样才更容易找“症结”，并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在地域性阅读调查的基础上，把身边的阅读状况逐渐改善，整体的国民阅读状况自然将逐渐好转。细节决定成败，阅读调查、阅读推广也可以从细处入手。（方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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