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大学图书馆新馆落成时，见到了不少图书馆的同行，多年不见的好朋友相会，大家聚在一起很开心，谈吐间是既兴奋，又感慨，岁月如梭的同感，一晃都是在图书馆耕耘多年的老兵了。学长彭飞主编希望大家能写点东西，谈谈各自的经历，他的一番话激起了我的思绪，追忆慢慢地浮现于脑海，经历也如过电影般地重现。
1979年6月12日是我跨入镇江图书馆大门的一天，从此我的命运就和它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曲折时，还是顺畅时，我都没有想过和它分开。尽管34年间，也有过进学校、进机关、进出版业工作的机遇，生活待遇可能会比图书馆优越，但都没有动心，因为我的父亲、岳父、妻子都是图书馆员，女儿又是读图书馆专业的研究生，我觉得我应该比他人有更深厚的图书馆情结，应该把自己的情、个人的爱融入所选定的职业，去踏踏实实地把事业做好。
古人喜欢把“立德、立言、立功”作为人生追求的境界，对我这样的常人来说，这难以达到，但把“三立”作为人生的座右铭自勉，还是可以的。我是这样理解的，只要有“笨鸟先飞”的勇气，踏踏实实地去干好每一件事，常人也可以在平凡的岗位上一步一个脚印，悟出其中的道理，把本职工作干好、做精。
1．把工作做实，打好基础
我的第一个岗位是图书馆外借，由于馆舍的限制，当时外借分两处，一处是社会科学，一处是自然科学，两处都承担外借服务，可是工作的强度大不一样。社会科学借书的地方是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那时，又正好赶上文革后的“复兴”，想看书，要办证的人特多，发图书证有严格的限制，发证时如同当时买豆制品一样，要赶大早排队才有机会，迟一点就无缘了。像《红与黑》、《复活》之类的解禁书基本上未办完还书手续就被另一位读者盯上了，根本上不了书架就被借走了。
由于社会上对知识的渴望强烈，“复兴阶段”的图书馆工作是令人羡慕的，因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书可读。走在街上，打招呼的读者不少，认识了许多书友。那时由于购书经费有限，又要让读者感到图书馆有新书，一般采编部都星期六下午下班前发书，以保证读者借书人数最多的星期天看到新书，在新书上架前，我们外借人员可以晚借早还，借这个时间差，我看了不少书，增长了知识，并培养了爱读书的习惯。
外借工作一干就是6年，那时的读者工作在图书馆颇受重视，我们的组长是馆里的业务能手，对部下要求严格，抓我们练基本功，比“博闻强记”，比索书快，服务佳。馆领导也时常“督阵”，节假日会主动前来顶班。所以我们工作不敢马虎，对读者热情服务，还为高龄来馆不便的读者主动上门送书服务。对我来说那时外借工作最大的感受是动静结合，还书一坐下来，就手不停，基本上屁股不离板凳，而借书则是跑个不息，从半开架取书到书库内检书每天要跑几十里路，很辛苦，所以，后来无论从事图书馆哪项工作，有外借工作的经历就能静则静，能动则动，从不觉得苦。
1984年4月，我参加了北大的图情专业函授。学习期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毕业论文的撰写。当时我喜欢书史课程，这门功课的成绩还不错，就选择了有关活字印刷术的选题。负责我们论文指导事宜的丁宏宣老师告诉我，我的论文由南图的潘天祯先生指导，他是研究活字印刷术的权威。过了三个月，我兴冲冲地把论文的撰写大纲拿到南图古籍部找潘天祯先生请教时，他正在指导一个女研究生在做课题，叫我等一下，站了一个多小时后，他才从思索中回过神来，叫我过去。他看了我的提纲，只说了一句话，“这个选题不是你能做的，本科生都做不好。你回去想想再说吧！”当时，我愣住了，如同一盆冷水从上而下，尽管我事先就听说潘天祯先生和一般老师不一样，特别较真，但碰到自己头上，还是感到尴尬。回到镇江，我静下心来，把整个提纲重新编排，作了较大的改动，又征求了任课老师的意见，感觉尚好，于是又带着新提纲去找潘先生。潘先生很忙，自然又是一番耐心的等待，等到叫我时，我小心翼翼地把提纲递过去，潘先生看了一下，放在了桌子上，非常严肃地说：“糊涂呀！研究要以论据说话，不是以推论说话。论文怎么能这样写，不作深入的研究，搜寻有说法力的实证，用统治者不重视劳动人民的发明创造这样的推论，就能作为活字印刷术发展缓慢之因的结论吗？你是混论文，而不是做论文！”被狠狠教训了一顿后，我怀着一肚子的委屈，找到了丁宏宣老师，解释了我的大纲是依教材而立，观点也是照教材的意思，怎么就被批得一钱不值呢？丁老师和我讲了潘天祯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一个铅活字的研究都搞了好多年了，尚未下结论，还在不断的论证。你论文的细节未作，结论倒出来了，被批是正常的。两次被批后，刺激了我的神经，也让我领教了严师的厉害。我找来了潘先生的论文，研究他的思路和治学方法，终于明白了被批的原因。我推翻了原来的纲要，到书海中去泡了几个月，四处搜寻证据，仔细分析，反复论证，成文后又经过潘先生的一次严训，回来后再找漏洞，推敲完善，交卷后我的论文得到了一个“良”。这次经历使我终身难忘，我明白了做学问不能偷懒，要潜心于中，才能获取成功。毕业后，我继续我的活字印刷术研究，把毕业论文寄给了《四川图书馆学报》，一炮打响，增强了信心。后来我又进一步搜寻证据，拓展视野，对论文进行充实论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被《印刷技术》杂志连载，并被选入中国印刷出版社编辑的《活字印刷术源流》书。
2．把工作做好，多动脑筋。
记得在采编部工作的3年里，我迷上了《中图法》的研究，喜欢对《中图法》的架构，列类规则进行多角度的思考。我注意结合工作的实际，把发现的问题逐一记录下来，然后虚心向从业多年的老分类专家夏镇先生求教，探讨解决的方法。同时我还喜欢发现问题先自问自答，自己想解决的方法，然后去论证方法是否合理，论点是否经得起推敲。通过多思、多写、多问，我敢于鼓起勇气向《中图法》编委会专家陈述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征求答案。如我对中国近现代史部分类目探讨时，指出《中图法》三版有国民党右派，而无国民党左派的类目，导致宋庆龄等国民党左派的书籍无法归类的事实；对中国军事史部分类目探讨时，指出只有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战，而无积极抗战的类目，导致了台儿庄之战类的书籍无法归类的问题，提出了《中图法》二版在立类方面存在的缺陷和如何解决的方法，得到了《中图法》编委会李博达等专家的肯定，并在《北京图书馆通讯》等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以后《中图法》三版修订时，也采纳了我的建议，增设了有关的类目。
由于得到专家的鼓励，进一步激发了我研究《中图法》的兴趣，我不断地去推敲其类目的设置是否合理，然后去找寻书无法归类的证据，通过对遇到的问题进行探讨和求解，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我记得馆里进过一部《中国国家书目》，厚厚的一大本，我一有空就到书中“挑骨头”，经过反复的挑刺，还真让我发现了不少与《中图法》有关的问题，如《中国国家书目》在经济类，把厉以宁编的〈简明西方经济学概论〉，该书的主题表引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概论；梁小民著的〈西方经济学导论〉，注释说该书是评价当代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主要流派的著作；胡代光编的〈现代外国经济思潮讲座〉等书，统统归入F091.3“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类目，混淆了时代概念。由此我发现了〈中图法〉没有设立“现代经济思想”（世界部分）的问题，我认为〈中图法〉上述类目的缺失是顾了思想性，而丢了科学性，违反了立类要遵循逻辑上的划分原则：分类法每一次划分应采用同一个立类标准。在经济思想史（中国部分），按照中国时代表规定的时代顺序设置类目，立有“现代经济思想”的类目；在世界部分，却没有按照国际时代表规定的时代先后立类，而是先依时代顺序，到近代后，又依各种经济思想流派交替立类，违反了一次划分采用同一个标准的规定。在《中国国家书目》文学大类，我又发现了对某些外籍华人作家的文学著作随意标引的现象比较突出，如日籍华人作家陈舜臣著的〈沧海片〉和〈长安日记〉被标引为I247.5“中国长篇小说”，而所著的〈北京攸攸馆〉和〈重见玉岭〉被标引为I313.45“日本长篇小说”。我认为是〈中图法〉在文学大类缺少必要的说明和注释所致。在《中国国家书目》历史大类，我发现的问题最多，由于立类的片面性，许多论述国共合作和反映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书籍无类可入，导致分类质量的下降。通过不断地给〈中图法〉“找刺”，加深了我对分类法的理解，并结合工作写出了10多篇与分类法相关的论文。
3．把工作做细，认真干事。
由于古籍分编工作的需要，我调到了古籍部。面对新的工作环境，我当时的想法就是繁琐的事要耐心去做，不能马虎行事。我从熟悉馆藏和研究古籍四库分类法开始，到仔细去鉴别和分类古籍，通过考序跋，辨版本，认真地制作卡片式目录，承担了近10万册古籍的分编任务，用传统的“四库分类法”统一原有的多头分类现象，建立了分类、著者、书名和地方文献目录，顺利地完成分编任务。通过古籍分编工作的磨练，我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本领，逐渐对版本目录学有所领悟，先后撰写了“缪荃荪目录学思想研究”、“杨家骆目录学思想研究”等一批论文在图书馆杂志上发表，也从过去没有整理的古籍中发现了集书画为一体的贝叶《金刚经》等一批珍贵文献。
在5年的古籍分编工作中，我最大的收获是浏览了大量的古籍，通过序跋的辨识，版本的考证，人物的查询，熟悉了对各种古籍版本的鉴别方式，掌握了古籍分编工作的要领；又在编中“预热”，发现和收集了今后可以研究的资料，做了大量的资料卡片，为进一步拓宽研究深度和广度打好了基础。
完成古籍编目工作后，我把“冷板凳坐热”的信心大大增强，开始把更多的精力用于“求教”和“多事”上。那时，我拜读者镇江师专中文系杨积庆教授和本地藏书家孙金振先生为自己的馆外老师，虚心求教。杨教授是有名的地方文献专家，对地方人文和掌故非常熟悉；孙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当时，杨教授在主编《江苏艺文志镇江卷》，孙金振先生在编辑《镇江市志》，两人经常来我馆查阅资料，我就利用为他们服务的机会，把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向他们请教，得到了他们的指导，加深了对古代科举制度和典章制度的认识。在他们的帮助下，我逐步熟悉和掌握了镇江历史上人物著述和藏书情况，相互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江苏艺文志镇江卷》出版后，杨教授亲笔题识赠送给我；孙金振先生去世时，遗嘱将774册古籍赠给了我馆古籍部。
在和古籍读者打交道的日子里，我对古籍咨询服务也有了新的认识，学会了从工作中找乐趣，服务方式从过去的等人服务为主动推荐，开始了“找事做”的过程。先后承担了《镇江人物辞典》、《中国藏书楼》、《江苏出版人物传略》，以及《江苏报业史志》、《江苏出版史志》杂志20多万字的约稿任务。又和部门的一位同志合作，编注了《南山诗征》；和部门的另一位同志合作，点校了《京口旗营风俗志》等馆藏稿本。还编撰了“陈庆年年谱”，并和地方志办公室的一位主任合作，主编了《陈庆年文集》出版，开始了利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建设的尝试。
4．把工作做精，塑造品牌。
担任业务副馆长后，我注意结合实际，抓住契机，力争有为，在重点打造业务品牌上下功夫。如抓住国际《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在镇江召开的机会，向大会筹备组提出了在镇江市图书馆筹建“镇江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的建议，得到了筹备方领导，原镇江市人大主任，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会长钱永波先生的支持，并具体负责该资料中心的筹备事宜，把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著作及其相关的研究资料作为馆里业务建设的重点项目。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和镇江市政府领导的关心下，镇江《文心雕龙》研究资料中心于2000年创建，采用技术骨干负责，各部团队运作的方法来推进，收到成效。10多年来，馆里一直把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的建设放在业务品牌建设的首位，通过选派中心研究人员参加《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向海内外学者征集、到国内有关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复印等手段；要求参考咨询人员利用现代化技术，通过互联网上查询和检索下载等手段；鼓励采编部人员通过网上采购，书店采购，向个人采购等手段，征购并举，先后收集了包括著名学者王元化的专著、龙学大师杨明照的手稿；日本著名学者纲村繁的油印本，台湾著名学者王更生的专著等珍贵资料。中心还通过编印《文心雕龙》信息交流，与海内外200多名专家学者保持联系，并为许多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中心收藏资料的查找和复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在2003年北京中国《文心雕龙》学会学术年会上，学会理事会一致通过了将镇江《文心雕龙》研究资料中心升格为中国《文心雕龙》资料中心的决议，正式致函镇江市政府联办该中心。2005年资料中心开始对所藏资料进行全文数字化工作，建立了《文心雕龙》研究资料数据库。2007年正式建立了《文心雕龙》网站，出版了《文心雕龙》资料光盘。2011年资料中心又和江苏大学图书馆联手，获得了教育部课题的支助，正在从更宽的视角，图文并茂的形式，提供多角度检索点的《文心雕龙》数据库，尝到了从馆业务品牌，变市文化品牌，到业内知名品牌的甜头，成为目前国内《文心雕龙》资料收集最多的资料中心。
5．把工作做优，扩大影响。
我发现民国期间的图书馆长，除了在图书馆学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在地方文献研究方面也很有水平，不少人都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学者。如镇江籍的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徴、江南图书馆坐办陈庆年、国学图书馆副馆长赵鸿谦等，都在任内整理和出版了许多地方专著，为地方文化的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认为应该向他们学习，在地方文献研究方面发挥图书馆的积极作用和自己的特长，提高图书馆的社会知晓度。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现有图书馆的社会地位并不尽如人意，不少人误以为图书馆不过是借借还还图书的场所，没有什么学术含金量。要改变和提高社会对图书馆的认识，除了社会读书风气的变化，图书馆自身也要增强服务能力和学术研究水平，通过有效的服务和积极参与地域文化研究来改变人们对图书馆的认识，尤其是为专家学者的高效服务，来证明图书馆学术水平的含金量是必要的。为此，我馆成立了镇江历史文化名城资料中心，集中了所有的地方文献，并将古籍中的地方文献与之连为一体，又选择了有经验的图书馆员充实其中，为地方文献研究服务的效力大大增强，尤其是图书馆员检索的能力和答疑的水平得到了来馆咨询专家的肯定，改变了他们对图书馆的看法。
在馆长的支持下，我带领历史文化名城资料中心的业务技术骨干，也参加了《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丛书》的撰写和服务工作。该丛书分10册，300多万字。来自高校和各方面的专家学者40多人参加了文稿的撰写任务，我和中心的人员利用馆藏文献为这些专家学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保证了这一重大地域文化研究课题在两年内如期完成。不仅如此，我们还鼓励单位业务人才积极参加课题研究，敢于在深层次研究上“发声”，在丛书的10册中，我馆业务人员直接参与撰写的就有3册，我个人担任了其中《释道胜境》一册的主编，该书出版后赢得了较高的声誉，单独送审时被评为镇江市第九届科学技术著作类一等奖，为单位赢得了荣誉，也为我自己进一步开展地方文献研究增强了信心和勇气。
为进一步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我还注意发挥特长，主动作为，把馆藏地方文献的优势用足，利用政协委员的身份和诸多社会兼职的机会，多方宣传特藏资源，吸引研究型学者对本馆的关注，邀请本馆人员参与他们的研究项目。无论是齐梁文化课题的研究，还是江苏炎黄文化的论坛，都有本馆人员参与。《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镇江召开时，在论文代表中也有了本馆人员的身影。尤其在镇江文宗阁的复建过程中，我馆业务人员为之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找到了当年的文宗阁原图。我也在史料难觅的情况下，努力克服困难，承担了为市园林局撰写《文宗书韵》的书稿任务，出版后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好评。我还先后用了5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南山史话》、《京口夜话》的撰写和出版，用自己的努力，换回了图书馆人应有的社会尊重。
蓦然回首，我不知不觉已经在图书馆度过了34个春秋。在感叹光阴似箭的同时，我也感受到此项工作的不易。图书馆人要取浮存静，兢兢业业，才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做实。现实中，社会中的一些浮躁气息不可避免会影响到图书馆行业来，对某些人来说，“表面光”，“花架子”，“走捷径”可能在特定的时候“生效”，图书馆的管理岗位在特定阶段也可能看上去比静态的业务岗位要容易“速成”，然图书馆作为一门科学，就自然有它的规律，不经过专业磨练的人，一旦放到大社会的背景下，就会感到底气不足起不到图书馆人“解惑”、“答疑”的作用，对不起俗称“教师”的称谓，惟有规划目标，坚持不懈，才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我庆幸，在我的求学之路上，得到了著名图书馆学者卢子博研究馆员的指导，是他鼓励了我从事分类法研究的勇气；也得到了郑建民、徐雁、张智松、许建业、全勤、彭飞、徐艺农、严峰、周谨等行内知名教授、研究馆员的指点，是他们的关心支持、答疑解惑，开拓了我的视野，增长了见识，懂得了如何去研究的门道；同时，我也庆幸遇到了好“伯乐”，是赵玉明馆长的培养，给了我良好的事业平台，帮助我实现了从服务者向研究者的转化。
徐苏（镇江市图书馆副馆长，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