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山图书馆南馆红楼书库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改扩建工程整体鸟瞰图
上世纪40年代后期的李易安像
当年收购徐信符遗港藏书中的古籍稀本《桂轩稿》内页
1961年冬，郭沫若赠李易安诗，郭沫若此手迹后刻于肇庆七星岩岩石上
当年收购徐信符遗港藏书中的古籍稀本《明音类选》内页
李易安、余詠茜夫妇
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经理会议留念，左一为李易安
李易安1953年在北京
1950年，李易安（站立者）在广州三联书店读者座谈会上讲话
中国的版刻古籍，历经掠夺和盗窃之后，很多散失于海外。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老文献学家在美日英法俄等国，看到那些流落海外的中国版刻古籍，大多会落泪。
而上世纪60年代初，广东却成功地从香港回购了大批明清版刻古籍。这其中，时任中山图书馆副馆长的李易安，是这次回购徐信符南州书楼遗港藏书的具体运作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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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知书店，终生与图书结了缘
父亲李易安，广东新会人。1921年年初二生于广州汉民北路李白巷一幢二层木楼里。在世代传说中，唐朝诗人李白曾在此巷下榻一夜，故名李白巷。这条小巷是新会李氏家族在省城的聚居点，也是参加乡试学子的落脚点。
我的曾祖父李玉满是码头工人，祖父李殿临是个车床工，祖母郭建目不识丁，故全家刻意供父亲读书。父亲六岁入私塾蒙童，后在广州市立师范读完小学，再入勷勤附中三年，终因家贫肆业，失学在家，一度随祖父到广和兴机器厂做学徒。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17岁的父亲随《新华日报》广州分馆撤至桂林，同年进入新知书店。从此，父亲便终生与图书结了缘。
从1940年起，父亲历任曲江新知书店主任，桂林、成都、广州三地实学书局经理。后又在新中国书局、新华书店、三联书店、中国图书公司、国际书店总店、北京外文书店和中华书局等单位任职。
父亲虽是三八年的老同志，但拒绝一切党派劝进，这种个性，在当年政治氛围浓烈的京城，绝对是个异类。他1938年进入新知书店后，对古籍版本产生了浓厚兴趣，图书馆及古旧书店就成了他学习版本知识的学堂。
1953年，父亲调北京时，在版本学上已薄有名声，曾为康生新藏的古籍善本做鉴定，康生题“鲁赤水”一帧以谢。并为深有版本造诣的齐燕铭赏识，一起聚谈切磋版本。
父亲返粤后，华南的一切古籍出口，须由父亲鉴定后，方能放行。王贵忱先生曾评价他说：“早年致力图书事业有成，以精研版片之学著声于时。”
1961年9月，父母自北京调回广州，父亲李易安任广东省中山图书馆副馆长，母亲余詠茜任该馆参考研究部副主任。在京八年，父亲购书无数，铁路托运时，方知书籍足足有3.5吨，而行李只有两皮箱。
收购徐信符南州书楼遗港藏书的任务
甫到任，父亲即接广东省委下达的收购徐信符遗港藏书之任务。徐信符的南州书楼藏书，一直备受关注。广州解放前夕，英国伦敦东方图书馆曾开价200万港元收购，未果。后徐信符将其中珍善藏书运往香港。
几年后，徐信符故旧傅斯年奉命到港，劝其将这批精品出让给台湾当局，遭拒。徐信符去世前，林语堂受命筹办新加坡大学，来港搜购古籍，亦想收购这批藏书，亦遭拒。
1961年，收购徐信符遗港藏书之事迫切地列入了广东省委的议事日程，因为当时日本人到港开价20万港币欲予收购，而徐信符两个女儿，对新政府不甚了解，也意欲卖给日方。
那时，徐信符留在广州的儿子徐汤殷，先后受到广州市长朱光的“面嘱”，省人民委员会文教办主任饶彰风的“训诲”，和广州市文化局文物专家苏乾的“说服”。深明大义的徐汤殷专程赴港，在家庭会议中说服了两位姐姐，耐心等候政府筹款收购这批藏书。
父亲在徐汤殷所供书目的基础上，参照北京图书馆（现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华南师范学院图书馆等藏书目录，逐一核对，编印出《徐汤殷家藏目录》。
1962年11月20日，父亲对书目完成了再次校勘，并注明：“明、清刻善本已在书目标以三角号（共54种），罕见粤人著述在书目标以圈号（共30种）。以上仅按京、沪、穗各大图书馆藏书目录核对，国内各省馆目录因时间关系从缺。”内页《明音类选》、《桂轩稿》两种注明“稀本”。
1963年7月2日，父亲审定了运回省馆的书目清单：“这次共选七十五种，连第一次所选的四十七种，一共是一百廿二种。第一次所选的都是国内少有的版本，第二次所选的则是本省各图书馆所少有的。香港收购的书的精华，已是无遗漏的选收了。”
父亲对书目的爬梳考证，对收购徐信符遗港藏书起了关键作用。
历时两年，诸多珍善古籍回归广州
在收购徐信符遗港藏书的过程中，先后有文化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北京图书馆、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和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等诸多部门介入协商协调，历时近两年，终吿成功。这可谓是当年重大的文化事件。
当时，国家刚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政府一时拿不出徐汤殷索要的10万元港币。1962年，广东省副省长李嘉人曾无奈地批示：“今年我省没有外汇不能购买。”因此，广东省曾希望北京图书馆收购这批藏书，但文化部也无力支付这笔款项。事情还得由广东省自行解决。
父亲与广东省委指定的香港收购承办者唐泽霖是1938年在桂林结识的老战友，唐泽霖时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香港办事处稽核，总揽大陆在香港的出版事务。
父亲和他对久拖不决的收购事态做了风险评估，认为一旦徐氏藏书为日方购买，相当于在文化上打了一场败仗，进而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应不惜代价进行抢购。
经过精心策划，他们拟出既收购珍善古籍，又出售出口普通古籍，既暂时垫支外汇，又创收外汇补偿，由“中商”香港办事处垫支10万元港币先行收购，最终由广东省财政支付的方案。
此方案获得了广东省委的批准，最终拨款4.29万元人民币购买10万港币支付，徐信符遗港藏书的收购方案得以实施。中山图书馆高炳礼先生曾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1963年9月27日，这批古籍从香港运回广州，28日在省馆开箱时，省文化局派社文处干部赵瑾良同志到现场逐册验收。计古籍书共119种1050册。其中，善本98种877册，广东文献21种173册。
经李易安副馆长鉴定：‘徐氏生平藏书很多，此批书又为徐氏所藏之精华，多是明代旧刻本，一部分为清代精刻本和清代毁禁本，不少属海内罕见之书。例如《桂轩稿》10卷，（明）江源撰，明史艺文志、焦闳国史经籍志俱未著录，此为海内仅存之本，殊足宝贵。《文山先生集杜诗》前后卷，（宋）文天祥集元刻本，较台湾所藏明化本尤早。《明音类选》12卷，（明）黄佐编，此书国内仅一部。《广东文选》40卷，（清）屈大均编，乾隆悬为禁书，今日存本极少。其他都是较好善本和广东文献。’（李易安上报广东省文化局的鉴定报告）
这批古籍经我馆整理后，李副馆长请示省文化局批准，于同年12月下旬在北馆专门组织一个小型书展。1964年1月上旬，齐燕铭同志到广州，齐老是文化部的领导，又是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和专家，对古籍版本有深湛的造诣。李副馆长邀请他到馆参观，齐老检阅这批古籍后，特意将陆士衡《文赋》中的一段话写成条幅赠送给省馆。”
一个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齐燕铭这次南下广东，还专程偕夫人到寒舍与父母亲叙旧，话题主要还是收购南州书楼善本之事。他对父亲与唐泽霖的应对举措深为赞赏，并赠墨宝一帧予父亲留念。父亲则请齐燕铭到自家院子里，挑选他最心仪的一盆“福建茶”盆景回报。
齐燕铭与父亲的缘分，可上溯至抗战时期，当年齐燕铭在延安主持出版工作，父亲经营的桂林实学书局，则是延安出版物的重要发行阵地。
1963年12月13日，广东省委公布了饶彰风等31人组成的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名单，父亲有幸入选，与胡希明、商承祚、容庚、冼玉清等学者共事。父亲负责古籍版本鉴定，重点把关古籍出口。
1965年，父亲正处于事业巅峰，母亲余詠茜却于3月20日病逝，终年42岁。父亲沉浸在哀痛中不能自拔，他在家里为母亲设立灵堂，安放着一个当年最昂贵的绛红色大理石骨灰盒和一个装着母亲青丝的锦盒，挂着母亲的遗像，供着鲜花，每日晨昏祭奠。即使是当年的老领导曹健飞的安慰相劝，亦未能终止父亲对母亲的怀念。
不久，“文革”开始了。一天深夜，刚从广东省文化局局长任上调到北京没几天的侯甸，帽舌压至眉头、围巾裹住脸地来到我家，对父亲说：“大哥（陈原）不好了，被打倒了，大姐（余荻）受不了了！”说完转身离去。父亲惊得呆坐半天回不过神来。
“破四旧”开始后，父亲收藏的郭沫若、齐燕铭等字画，家庭相册，甚至陈郁省长签署的委任状等，悉数被红卫兵抄走，继而家中的私人藏书亦荡然无存。大字报里，父亲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封资修总代表”。
1966年7月26日，中山图书馆文化革命工作组在《总结材料》上说李易安：“来馆后抓业务，贯彻党的方针不好，热衷古、洋书籍，厚古薄今，封资修的书大量买，经党长期教育，但仍不变，是一个没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968年9月22日，广东省文艺系统二连学习班资料组在《9月21日学习情况向上汇报》中记载：“三班李易安说，我参加工作三十多年，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学习班，我估计也是最后一次。我缺乏生活勇气、斗争勇气，我是思想包袱老大，船沉了，我也不会去拉跳板。我眼睛不好，脚亦不行，将来到书店当售货员，或摆摊卖报纸都可以。”
同年12月10日，父亲最疼爱的“掌上明珠”、被同学重伤大腿的四妹李昭懏不幸夭折，这给了父亲难以承受的打击。他在四妹的遗照后面题云：“惜汝在幼年，一旦陷刀俎，临别呼阿父，牵衣坐床前。”
沦为看门人，不甘受辱，以死抗争
1969年1月，父亲被发英德茶山五·七干校接受教育。返穗后，被从旧宅文明路6号北轩4号扫地出门，遣中山图书馆南馆看门，可谓斯文扫地。他不甘受辱，割腕自杀，以死抗争。
所幸驻馆军代表郭永田、司徒礼闻讯飞奔用担架送医院抢救。郭永田将此事上报省革委会，陈郁主任亲自过问，并来电了解情况，省文艺办副主会徐尚前亦即刻上门百般安慰父亲，令加强看护。
父亲算是熬过了这一劫，但他从此借酒浇愁，身心俱损，常失神地长时间呆坐，恍若灵魂出窍。每当邻居罗明燏（华南工学院首任院长）到病榻前看他，两人总是双手紧握，相对无语。这也许就是那代知识分子悲苦灵魂的真实写照吧。
那时，父亲在日记里摘录了蒲松龄的一段话以自况：“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可见其对当时一些人的言行的反感和鄙视，以及他无奈地从《聊斋异志》那些花妖狐魅的善良秉性中获取精神慰藉状态。
即使父亲被不幸淹骞着，他也有自己的所幸。在孩子都不在身边，孤苦伶仃、贫病交加的时候，天津姑娘毛湘玲因弟弟毛湘生的引见结识了父亲。从此，善良的毛湘玲每周必来两次，带来父亲喜爱的食品，看望病入膏肓的老人。
她给父亲讲“革命形势”、讲“最高指示”、讲“小道消息”；父亲则给她讲自身经历、讲历史循环、讲世态炎凉。两人的忘年交，一直持续到父亲去世。
毛湘玲说，李易安当时讲得最多的是妻子余詠茜，其所言的大事小事，都算得上是永恒的话题。她感叹父亲的傲骨，敬佩父亲的学识，更感慨父亲对母亲的深情。而毛湘玲则以慈悲的情怀，让父亲感到人间的温暖。
后来，“三结合”领导班子组建，父亲因为有几个“优势”，被列为了业务领导的不二人选：第一、工人出身，“根正苗红”；第二、非党干部，不属于“党内走资派”；第三、熟悉业务，埋头实干。
这对于一个沦为看门人的人而言，意味着被提前“解放”，重返领导岗位了。但是父亲说“不”，采取坚决的不合作态度。时任广东省文史馆馆长胡希明称父亲为“狷介之士”，并非毫无根据。
公开场合痛骂江青，险遭牢狱之灾
1971年12月10日，图书馆革委会将《请批准我馆叶得春等十二位同志退休问题》的报告上报省文艺战线革委会。报告说，按国务院对知识分子政策，我馆李易安同志属知名人士，不办理退休，作养老处理，工资按规定发给。
这使父亲感到“晚年”尚能在政策庇护下享有一份尊严，总算从看门人的窘境中缓过一口气来。馆里的老同事张声兰后来曾多次讲述父亲在看门时的一件“逸事”：
某日，一群环卫工人拖着几辆清粪车鱼贯进入图书馆南馆大门，父亲见状，在门卫室悄声对张声兰说：“他们是进去‘揭盖子’的。”张声兰一时反应不过来，当她明白此话是讽刺“文革”就像“揭盖子”时，登时笑弯了腰。张声兰在馆里有“张飞”绰号，颇有侠气，对落难的父亲也心存同情，父亲才会在她面前幽此一默。
中山图书馆的叶得春馆长，与父亲自1961年起共事。叶馆长是老红军，延安鲁艺出身，言谈处事与父亲甚为投机，对父亲十分信任，视父亲为绝妙搭档，放手让父亲主管业务。
父亲是非党干部，按规定不能看党内文件，叶馆长则常常私下单独给父亲传达文件精神。父亲听后，常引经据典，与叶馆长一起分析形势。如是日深，引为知己。
父亲重病时，叶馆长经常送食送物，探视聊天，关怀备至。父亲去世后，叶老爱屋及乌，不时给我赠书、题字，并予我教诲，以此表达与父亲的深挚情谊。
1972年，父亲认定江青一伙恃势乱政，迫害周总理，是国家和人民的祸害。他于是在大院里公开指名道姓痛骂正红得发紫、权倾天下的江青，为周总理鸣不平，一时掀起轩然大波。
情况上报到省文化厅革委会军代表石磊处，石磊即到图书馆保卫科找负责保卫工作的潘继炎了解“案情”。两人素来同情父亲处境，决意保护父亲，遂把这件“性质极为严重”的“政治案件”压了下来，未予上报。否则，父亲必受牢狱之灾无疑！
1973年9月29日，父亲李易安去世，终年53岁。当时，我因“文革”之祸，尚在狱中，未为父亲送终。父亲在中山图书馆工作时间不长，对广东的图书馆事业贡献亦不算大。但从小受父母的熏染，造就了我对图书馆的钟情。
1999年9月29日，我被广东省文化厅宣布聘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此时恰是严父去世26周年，令我自悟领受的这份职责，一门两代，守书爱书，乃是对父母事业生命的赓续绵延。
在我忝为馆长期间，最可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的，则是在父亲对馆藏古籍保护、整理、充实的基础上，承乏编纂《广州大典》、《清代稿钞本》之机，使千秋古籍，得以嘉惠士林。且中山图书馆的百年馆舍，在改革开放中，日臻完善，服务于万千读者。
——本文应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征文活动约稿而写。
（作者为原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载自：http://news.ycwb.com/2013-01/05/content_4185311.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