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佐之

　　《中国古籍总目》的出版，的确是值得出版界、图书馆界和学术界为之共同庆贺的喜事。作为第一部全国古籍藏书总目录的《中国古籍总目》，就其性质而言，无疑具有奠基性的重大目录学意义，堪称与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丛书综录》、二十余年前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踪继先后而交相辉映。可以预见，图书馆古籍目录事业、中国古典目录学学科，都将因此获益无穷而必有更大发展。不仅如此，《总目》编纂之意义还在于开创了新时期图书馆目录工作的新模式。与产生于大跃进时代的《中国丛书综录》不同，与产生于举国体制、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也不同，那时的编纂管理模式现已不可复制。在市场经济意识已经渗透至文化生产领域的情势下，《总目》编纂者摸索出一个以若干大馆为核心为骨干，协同全国各馆，以一定经济因素予以润滑推进的新模式。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这恐怕是实施超大型、全国性、综合性图书馆藏书联合目录编纂工程的一个行之有效的组织管理工作模式。

　　《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出版，正应合了当今人文社会学学术发展趋势之亟需，尤其是对古籍整理研究事业、古文献学学科建设的发展，更提供了难以估计的正能量。即以敝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朱子学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为例，就在拟选书目等重要科研环节上获益良多，不少名不见经传而又富有学术史价值的冷僻古籍，皆因《总目》而意外获知，从而大大丰富了课题学术内涵，提高了研究成果质量。就我个人观察，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立项的重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约有百分之二三十属于历史文献整理研究范畴，或与此密切相关。此乃新时期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之必然。可以想见，必有很多国家重大项目的主持者、参与者，会像我一样为《总目》的编纂出版额手称庆，而《总目》对学术发展的积极意义，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发显现。

　　坦率地说，对于《中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我曾有一个从存疑到肯定到为之呼吁的认识过程。初始之所以存疑，是虑及大多数图书馆古籍收藏家底尚未摸清，此时编纂联合目录，似乎条件并不成熟。然此念有失偏颇，如若等待各馆全部厘清家底，编撰出合格的藏书目录，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大凡“大场面”之初创，难免诸多瑕疵，不必求全责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如此，《中国丛书综录》也如此，即便是顾廷龙、冀淑英、潘天祯等诸前辈专家主持领衔编纂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至今也发现不少著录错讹缺漏问题。不必讳言，《总目》当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毕竟构筑起了一座古籍总目录的“大厦”，细节与局部的不尽如人意，并不影响她的奠基价值和开创意义，甚至倒也留给后来者进一步补订、完善的研究空间和余地。由此而想到并冒昧建议，如《总目》这样基础性的古籍收藏目录经典，是否应该有一个常态的编修机制，就像《辞海》那样，在相隔若干年、积累较多补订修改意见之后，再出一个更加完善的修订版。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主办的“《中国古籍总目》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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