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开明先生是中国图书馆界第一位走出国门，全职服务于美国图书馆事业，并功成名就的杰出人士，也是美国东亚图书馆早期发展中的一位启蒙大师和领袖人物。1931年，开明先生由于工作出色，被聘请为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首任馆长，这是华人在美国担任的第一位图书馆馆长，任职长达34年。在图书分类学、编目学、目录学、版本学等诸多方面，开明先生融中国的传统学术成就与西方的近现代学术精华于一体，开创了与中西图书馆学术既迥异又兼容并蓄，具有独特风格的“东亚图书馆学术”体系。这一体系差不多影响了整个20世纪西方东亚图书馆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的亚洲区域研究工作。费正清称赞他为“西方汉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引路人”。

    接任厦门大学图书馆主任

    裘开明(1898—1977)，字闇辉，浙江镇海人。1922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该校由美国图书馆学专家韦棣华(Mary Elizabeth Wood)于1920年3月创办，是中国最早的一所图书馆学专业学校。作为文华图书科首届毕业生，1922年3月，开明先生毕业后来到厦门大学，年仅24岁时就接任该校图书馆主任（即现在的馆长之职）。厦门大学1921年创办时，图书馆藏书量不过500册。开明先生到任厦门大学图书馆后，以所学图书馆学专业理论为指导，全面主持馆务，提出“读者是图书馆上帝”，一切工作为师生、读者服务的观点。为此，他开始采用图书分类法，编制中文图书目录卡片，并向美国国立图书馆订购西文图书目录卡片，同时在院内立章建制，办理出纳阅览业务，积极购置新的书刊报纸，以及接受外来捐赠。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在1921-1922学年结束时，其馆藏书籍总数增至5293册，杂志120种，报纸26种。

    当时，厦门位于东南一隅，又非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知名学者一般都不愿来。为此，厦门大学采取高薪政策，规定教授月薪为400块大洋，讲师可达200块大洋。而北大校长蔡元培当时月薪才300块大洋，陈独秀为200块大洋，李大钊为100块大洋，图书管理员毛泽东只有8块大洋。当时月薪25块大洋，便可养活5口之家，这样的薪水对于当时的学者而言，是极具吸引力的。

    当年林语堂由于在北京遭到通缉，曾高薪应聘到厦门大学任文科主任。林语堂到任不久，又先后推荐了文学家鲁迅、国学家沈兼士、历史学家顾颉刚等一批学者，前来厦大任教。一时间，厦大文科知名学者云集，教学与学术水准处于空前的高峰期。不久，厦大国学院成立，林语堂因此以伯乐而闻名。

    裘开明边工作边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同时刻苦学习日语，将馆内日文图书单独分类编目，建立日文书库，按照文种分类管理图书。经过开明先生的精心主持，厦大图书馆初具规模，管理方法不断创新，对周边图书馆也颇有影响。如邻近县属图书馆及鼓浪屿中山图书馆等单位，均先后派人前来学习，开明先生均给予热心的指导。1924年夏，厦大图书馆藏书量已达到3万余册，中文杂志100余种，西文杂志400余种，中西文报纸40余种。中文书目均由馆内自行编目，西文目录卡片全部自美国购齐。当年还扩大了馆舍，增添了新的设备，馆务工作呈现蒸蒸向荣的景象。

    在哈佛大学创立汉和图书分类法

    1924年夏季，开明先生远渡重洋，由厦门大学选派赴美深造，先在纽约市公共图书馆附属图书馆学院继续研习图书馆学，第二年进入哈佛大学文理学研究生院攻读经济学，并于1927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3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受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柯立奇的委托，开始负责整理该校图书馆中的中日文藏书，从此开始了他在美国长达40年的图书馆生涯。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图书馆的藏书范围和性质,1965年汉和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

    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最早可以追溯到1879年。这一年哈佛大学聘请了一位来自中国宁波的学者戈鲲化(1824—1879)讲授汉语，这是该校有史以来最早开设的中文课程。为教学需要，戈氏带出了包括他本人诗集《人寿堂诗钞》在内的一批中文图书。不幸的是，由于水土不服，戈鲲化到哈佛不久就去世了，他带去的中文图书也就归入哈佛大学图书馆，成为该馆收藏的第一批中文图书。与此相类似，1914年，两位来自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在哈佛讲学，他们带去的一批关于汉学和佛教的日文图书弥补了哈佛图书馆日文藏书的空白。此后，经过历年不断的递增，至1927年袭开明先生到馆时，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中日文藏书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其中中文图书4526册、日文图书1668册，这在当时全美各图书馆的东亚藏书中位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隋唐以来，从《隋书·经籍志》到《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历代的图书分类多是采用四部分类法。应该说，经史子集对揭示整理我国古代各个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图书文献是有效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学科不断出现，特别是像汉和图书馆这样以收藏东亚各国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典籍为主的图书馆，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远远不能适应图书分类的要求。

    开明先生针对汉和图书馆的这一馆藏特点，第一次运用现代图书分类学理论，借鉴杜威十进图书分类方法，按照中外图书统一分类的原则，创立了一套新型的图书分类法———汉和图书分类法。该分类法将图书类分为9个大类，即：(1)经学，(2)哲学宗教，(3)史地，(4)社会科学，(5)语言文学，(6)美术，(7)自然科学，(8)农林工艺，(9)丛书目录。汉和图书分类法的最大特点是，整个分类体系在类目设置上既考虑到新的学科，又照顾到我国古代旧经籍(包括古代日本汉籍)的特点；同时，该分类法打破了过去中国历代各种分类法所采用的类目标引方法，而代之以号码标记，并对中国古籍与现代图书在标记上区分开来，即将古籍用三位数字标引，其余图书用四位数字表示。

    1943年，开明先生编制的这部《汉和图书分类法》正式由哈佛燕京学社出版，并在全美各东方图书馆中引起广泛重视，许多馆纷纷采用该分类法作为图书分类的依据，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耶鲁大学等10余所大学的东亚图书馆，《汉和图书分类法》逐渐成为全美各东方图书馆最受欢迎，并普遍采用的一部图书分类法。他对于图书工作的创新，还体现于在英文目录信息的基础上，增加罗马字编写的作者和提名，从而在美国图书馆内，也可以对东亚出版物进行目录管理。同时他还是第一个倡导对中、日图书分别编目的学者。他在哈佛大学的出色工作业绩赢得了校方的普遍赞誉，先后被委任为汉和文库主任和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著名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教授曾称赞他为“西方汉学研究当之无愧的引路人”。

    与中外学者的交往与无私帮助

    当年，燕京图书馆的中文书库大多设在楼上，因地方陕小，楼梯为螺丝型。但从青年到老年的不同时期，他总是不辞辛劳，每天上下楼往返无数次。有一次他从一位读者那里了解到，有两种中文图书燕京图书馆还没有收藏，他便对那位读者说：“对不起，这两种书我们马上和北平方面联系，请留下地址，两个星期以后来取。”当时哈佛燕京学社在北平设有专门的办事处，可十分便捷地购买各种书籍。这位读者在两个星期之后，果真借阅到了他想要的书。

    开明先生在任职期间，与美国许多中外知名的汉学家，如费正清、顾立雅、杨联陞、邓嗣禹、钱存训、王伊同等都有密切的交往，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些在《裘开明年谱》中都有详细的记载。1951年，时任印地安那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的外公邓嗣禹，为完成他与费正清合著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一书，需要经常到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资料。而开明馆长为支持他的工作，给予特殊的关照。据邓嗣禹在《纪念裘开明先生》一文中记载：“笔者常去哈佛找资料，有一二次，裘先生给我钥匙，以便晚间及周末，至书库工作，夜以继日。他知中等收入之舌耕者，返母校一次不易，附近‘吃瓦片’之房东太太取费昂贵，而斗室如囚牢，故尽量使我早日完工返家。这又是他对于用书者体贴入微之处。我每次去剑桥时，他必坚持请客，无法拒绝。或在家，或去饭店，或去夏天海滨避暑之家，每次请客，皆极丰富。可他所着衣物，非物体其用不舍，破旧失时样，在所不惜。我回敬，虽极忙，亦欣然接受。”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外公邓嗣禹任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开始，与裘开明两人保持通信长达23年之久，保留下来的信函数量共有30封之多。之后，邓嗣禹的得意门生黄培又曾遵照导师的旨意，与裘开明保持通信联系，借阅相关图书，同样得到了裘开明馆长的热忱支持和帮助。

    开明先生对于图书馆管理工作十分严格，图书从采购、分类、入藏到借出等各个环节，都有一套科学的管理办法。而对于工作不甚专心的馆员，他敢于直面批评，就是亲朋好友也不客气。邓嗣禹在《纪念裘开明先生》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他手下曾有一位资深馆员购得一处房产出租，因为房子在维修方面出了问题，房客打电话到图书馆来。开明先生知道后便严厉地对该馆员说：“要么留在图书馆服务，要么去做房东老板。”该馆员于是尽快卖掉了这处房产，安心在图书馆工作。由于他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燕京图书馆虽然工作人员少，但工作效率极高，每年都吸引和接待大批国内外汉学研究者，前来查询和从事与本专业相关的图书资料及研究工作。

    对世界东亚图书馆建设与发展的贡献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开明先生对于馆藏方面的建设，更加关注收集日本因战败而不能保存的藏书，特别是散落各地的中文古籍文献和日文文献。为此，哈佛大学选派了一批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赴日本有针对性地收集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使得汉和图书馆在战争期间收集了大量中国和日本的许多经典藏书，拥有较为罕见的中国佛学典册、古籍善本、历代丛书，以及燕京大学精选性的硕士论文等。1965年汉和图书馆正式命名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开明先生也成为了该馆的真正创始人。

    在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之外，开明先生也没忘记从事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在图书编目分类及古籍版本等方面,他先后出版和发表有《中国图书编目法》(1931年)、《汉和图书分类法》(1947年,中英文对照本)、《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图书》(1976年)、《四库未收明代类书考》(1969年)等50余种专著和大量的学术论文。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钱存训为《裘开明图书馆学论文选集》撰写了序言，高度称赞开明先生的主要贡献，“在于将西方的图书管理方法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知识相结合，处理美国图书馆中收藏的中日文资料，并辅导师生的教学与研究，他创建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宝库。”         

    1966年，开明先生退休以后，又相继创办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和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其间还倡导和协助创办了美国多个东亚图书馆，而燕京图书馆的发展始终与裘开明息息相关。1976年，他年近80高龄时，还亲自编写、审定了燕京图书馆所藏中文著作目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开明先生的贡献和影响并非仅局限于图书馆事业之内，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中国研究、日本研究、韩国研究，乃至越南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与开明先生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其中相当一部分知名的专家学者都深受裘开明倡导亚洲研究的影响，受益于他无私的图书馆业务服务。裘开明的名字，至今仍是美国东亚图书馆的代名词。1977年11月13日，裘开明卒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剑桥，享年79岁。

转载自：http://epaper.gmw.cn/zhdsb/html/2014-02/12/nw.D110000zhdsb_20140212_1-0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