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缘
——读《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感言
王锦贵
《三字经》开宗明义：“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幼年时代天真烂漫，人人皆有一颗纯朴善良的童心。随着年龄增长，何以品性行为却渐行渐远了呢？质言之，与后天社会实践有关，也可以说与后天教育中所读之书有关。
书者，知识物化之载体，信息交流之舟楫，文明进步之重器。书籍出现前，世间信息懵懵懂懂：无论何时何地出现何等重要事件，也无论何人何故萌生何等深刻感受，最终都不免重蹈于一个难以逾越的怪圈：或因口耳相传之直观行为，渐渐遮蔽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或因只言片语之著录形式，慢慢模糊了当初的因果关系。书籍出现后，往日混沌局面大为改观：无论是悠久的物质文明，还是灿烂的精神文明，都能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书籍的记录和转载，源源不断地流传开来。作为凝聚劳动智慧的结晶，书籍堪称人类至尊至贵的良师益友，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如果说外国文人有爱书积习，则国人之爱“国书”，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文书以象形、会意的汉字写成，古色古香，魅力无穷。放眼人头攒动的“中国图书城”里，写书、购书、藏书、读书，川流不息的文化行为传承井然，熙熙攘攘，烘托起一道道五彩缤纷的风景线；考察反映人类文明的“世界图书大厦”，唯有中文书具备今人与古人直接对话的奇异功能，犹如一趟风驰电掣于时空隧道中的文化专列，满载货物而又从未停歇。试问：当中文书系统再现中华五千年文明时，又有谁能否认她自身存在的神圣价值和功不可没呢？
对一般人来说，出一本普通的书已属不易。如果能出一本以“书”为主题，涉及“书”的诸多范畴，其性质又是个人文集的书，可以说尤为不易。王波的《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就是这样一本书：它不单是“以‘书’为主题、涉及‘书’的诸多范畴”的个人文集，并且可圈可点，悦人心目。我读此书有一个感觉：字里行间似有缕缕清风不时袭来，于灵犀相通处碰撞共鸣，不能不令人由此及彼，浮想联翩。于是，从本书选题到目录排序，从书里书外到读书治学，一波又一波的思潮在脑海里不息气地涌动起来。
思绪一：谋篇布局。但凡拿到一本新书，一般人最先关注的大抵首先是目录，然后才是该书正文。可见，目录地位之显，犹如新人初见之第一印象。翻开《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的目录，可谓方寸之内，雁行有序。显而易见，除了附录、后记外，该书主体是前后十八篇文章。若从诠释和反映该书内容序列上看，居于“跋”处的《半生学问总关书》可谓点睛之笔。该书所涉内容虽然广博，但题以类分，布局相当巧妙。从一定意义上说，该书之次第编排犹如兵家布阵：“左”有图书出版为先锋，“右”有图书阅读为殿军，图书馆学则以其重要功能位居中军大帐。纵观上述之兵种序列，“三军将士”虽然很多，却是左右离不开一个“书”字。
对比当下学术领域现状，本书显然暗合了与“书”有关的“三位一体”：书籍出版、图书馆功能、图书阅读。但是这样的布局，并不等于作者的心安理得。对于“那种把关于书的学问大卸几块，分为出版学、图书馆学、阅读学等，每门学科各管一片的做法”，作者明确表示了“深不以为然”的态度。对于作者的这种观点，我是深表赞同的。答案并不复杂：单从一个学科的独立发展看，构筑起清晰的此疆彼界，自然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如果着眼于漫漫人生的读书治学，过分倡导专业领域里那一堵堵固有篱笆并强调“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何止是狭隘片面、坐井观天，更是固步自封而贻误后学。当年庄子对人类的认识能力相当悲观，曾发出过“以有涯逐无涯，殆已”的哀叹（《庄子·养生主》）。然而，实践毕竟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社会越发展，综合性需求越强烈，复合型人才也越需要。当今一日千里的社会发展，不仅凸显了人类认识能力的可塑性，也证明了人类探索未知世界的无限性。联系目前之学术分野，正所谓学科“有涯”而学“无涯”。
思绪二：文字功夫。不论是一本书，还是一篇文章，究竟能不能引人入胜，作者的表达能力非同小可。当年孔子曾谆谆告诫世人：“言而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年》）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家“三长”中，也将“史才”一款列为榜首。何谓“史才”？其中固然包含了编纂能力，但同时还指向了文字表达能力。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用孔夫子重视文采的标准去考核，还是以刘知几强调的表达能力来衡量，在司马迁身上都得到了最鲜明也最有力的验证。《史记》之所以被史界尊为“史家之绝唱”，又被文学界奉为“无韵之离骚”，这与作者将语言文字驾驭至炉火纯青的程度有很大关系。一篇短短的《项羽本纪》，不仅把主人公塑造得千载之下令人动容，还由此催生了近五十个千古不朽的成语典故；位列书末的《货殖列传》更是让人拍案叫绝，在展示经济奇迹的平台上警句迭出，妙语连珠，涌动着多少神来之笔！难怪“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泰斗们，无不从司马迁的土壤中汲取过营养；在历代后学的必读书目里，《史记》的名字也总是赫然其中。
反思当下书海中推出的很多“热销书”，真正让人愿读、爱读，乃至卒读而不倦者，实在并不多见。推究其中原因，文字方面不失为重要问题之一。《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固然不能与前贤名著相提并论，但是扑面而来的书卷气不失为一个特色：文字洋洋洒洒而不袭套路，在铺陈有序中迸发意外灵感。据我所知，王波平素即注意自身文化修养，尤其与古典名著有深厚缘分，在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曾获益匪浅，他甚至还为此写过读后感之类的文章。或许是得益于先贤遗泽的滋润和传统文化的修养，王波的著作读来不仅没有枯燥乏味的感觉，倒是常能体会到“风行水上，自然成文”的雅趣。不论是在他常规出版的《阅读疗法》中，还是在他振臂一呼的网络图书馆学“读者沙龙”里，抑或是在新浪网博客平台的频频发声中，都会看到作者灵动笔触的不时闪现。每当此时，常常令人不经意间滋生“品茗者尽享茶趣，啜饮一口，齿颊留香”的味道。
思绪三：思想境界。由于每个人的文化修养不同，即使同样题目的书，也会有很大差异。拜读许多不朽经典著作，其思想境界多有一个相似点：既能“入乎其里”，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里”，系指专业领域的登堂入室；“出乎其外”，系指专业以外的鸟瞰俯视。要真正做到这种“入里出外”的境界，自然远非一日之功。“入里”不易，“出外”更难。要“入里”，就必须辛勤耕耘属于专业范畴的那块悠久的黑土地。要“出外”，则不止要博览，还要沉思。所谓“博览”，就是要突破专业范畴，拓宽眼界和视角。假如学历史的仅限于传统的若干史料，学图书馆学的只关注分类典藏的“一亩三分地”，表面上似乎是一条“短平快”的“入里”之道，实则恰恰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近视行为提供了理想的温床。所谓“沉思”，就是要重视不同领域在彼此交叉中的深层思考。只有交叉搭界，才能互相碰撞。只有互相碰撞，才容易爆发灵感，有所发现，有所突破。很显然，以“入里出外”境界所写之书，既有可人的“信、达、雅”风范，又有独辟蹊径和鞭辟入里之功，读起来自然犹饮积年老酒，余味隽永，是真正意义的精神大餐。
王波以往出版的书和一些文章，之所以能引起业内外的关注，其中有个重要原因：即他已经冲破了图书馆学专业那种合理不足、古板有余的旧式藩篱，因而能站在业内崭新的基点上，既可合情合理地巡视“左邻”，又可入木三分地解析“右舍”。《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涉猎广博。相对于传统的图书馆学，作者大大拓宽了原有之狭小空间。从专业领域看，不仅涉足了出版学，还步入了阅读学；从文化层面看，不仅涉足了中国文化范畴，还步入了外国文化领域；从使用手段上看，不仅通过常规渠道发表和出版个人论著，还利用网络平台全新形式持久发声、反映心得。其二，理念创新。这里所谓“创新”，并非定性为“只有此家，别无分店”之第一人，而是说经由王波的别样视角及其条分缕析的深入演绎，一个全新的思想观念开始在学人脑海中实实在在地落地生根。例如图书馆学领域里的《快乐的软图书馆学》、《大学图书馆即将发生第三次革命》以及《论图书馆无障碍设计》，出版学领域里的《论出版学与编辑学的兴起及二者关系》、《从“买卖心不和”到“和而不同”——对出版人才培养和就业问题的三方观察》，阅读学领域里的《阅读疗法》、《阅读疗法在英国》等等，无不在相关领域里烙下一定的痕迹。
思绪四：治学心得。细细想来，笔者与本书作者确实有诸多缘分。姑且不论“闻道有先后”的师生之谊，即使在书缘选题上也有鲜明共同点。王波之书缘，在《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中已略窥一斑。笔者之书缘，可追溯于艰苦的少年时代：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十二年间的十二册语文书呵护有加，俨然是一套反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1953-1965）的语文系列小丛书。当然，爱书、藏书也好，购书、读书也好，都是人生治学的初级阶段。在古代重要哲学命题“知行观”里，知与行既对立又统一：“知”，就是学习和认识，属于治学之前期准备；“行”，就是应用和实践，属于治学之最终结果。长沙岳麓书院有一条“为学之序”的语录，与此颇有呼应之妙：“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这条语录中，最醒目者是五个关键词——学、问、思、辨、行。窃以为前四个字，均属于不同阶段的“认识”；唯有最后的“行”字，才是“治学之最终结果”。
从一定意义上说，无论是写书，还是写文章，都属于表达“心得”的学以致用。然而同为致用“心得”，影响却大不相同。只有那种经过缜密研究，认真提炼自己心路智慧的由衷感受，才可能启迪学界、遗泽后人。胡适先生深谙治学之道，曾对宋人李若谷“勤、谨、和、缓”的治学方法感同身受。于是他在1943年5月30日致王重民先生的信件中，将自己多年治学的经验和体会深入浅出地娓娓道来（《胡适王重民往来书信集》）。阅读当年胡适先生一席话，曾使多少后学犹如醍醐灌顶，获益匪浅，以至于彼此转载者难以统计。尽管如此，谁也无权为写心得者划界。无论出自何人的“心得”，只要是真正的有感而发，都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在《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一书中，也可以看到作者的“治学心得”。例如在王波看来，“学者的价值，或者说是学术论文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接着讲”，这是冯友兰的观点。另外，还有两个层次——“换着讲”和“讲得好”。所谓“换着讲”，“就是有些问题先贤是讲过的，有些材料前人是用过的，但是因为换了研究方法和切入的角度，通过对材料的重组、阐释和再发现，得出更新、更全、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所谓“讲得好”，就是学者在传播学术层面上，“通过对文笔的追求和修炼，将学术话题讲得好，便于读者接受。”或许在准确度和深层次方面，王波的体会尚不能与冯先生的“接着讲”相提并论，但是对于他多年累积、发自肺腑的这种“心得”，我还是表示认同的。
《图书馆学及其左邻右舍》的作者中年伊始，便有论文集出版面世，实在可喜可贺。当然，有句老话说得客观：“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本书鼎足而立的“三军将士”序列中，有些选题固然是有意为之，有些则是机缘巧合而为之，至于相当重要而未能触及者还有不少。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今后还有进一步缜密谋划和奋力耕耘的巨大空间。
我与本书作者俱喜书法，虽然至今未偿其愿，但拟写的内容却是早已想好了。适值本书付梓之际，特将“早已想好”的文字附此以表心迹。唐代大家虞世南有诗甚佳，其名曰《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赞许，是期盼，更是共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