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无意间浏览到朱大可先生在新浪文化专栏发表的《图书馆，已沦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一文，原以为是一篇“实证”文章，一口气读完，结果发现该文犹如作者的开篇语一样“也是腐败的象征，它充满了字纸的霉变气味”，因为这篇文章“所保留的大多是废弃的思想”！
在阅读这篇危言耸听的荒谬且荒唐的文章之前，斋主并不知道朱大可何其人也，百度一下，好像还是个“学者、文化批评家”之类的人物，似乎著述还不少，过去也是个整天泡图书馆的角色，从国内到国外，也许是因为“我在家对面的卢湾区图书馆里苦读，每天至少阅读10~15种以上的图书。女管理员时常对我的借阅频度露出厌烦的表情，仿佛我在蓄意消耗她的体力和生命，我为此忐忑不安，仿佛每一次借阅都是可笑的犯罪”之类的原因，朱大可先生因此对图书馆充满了恶意和敌意，但是这并没有妨碍朱大可先生因为“我曾经花费了三周时间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立图书馆的藏书室）那里查看100年前澳洲唐人街中文报纸的缩微胶卷。管理员小姐衣着时尚，拥有一头金发和剪裁得体的黑色衣裙，她的笑容和窈窕身躯是对书籍的一种反面诠释。她生气勃勃，浑身散发出性感的气味”之类的原因，对“管理员小姐”“浑身散发出性感的气味”的迷恋与留恋。斋主猜想，也许正是因为卢湾区图书馆“女管理员时常对我的借阅频度露出厌烦的表情”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立图书馆管理员小姐“浑身散发出性感的气味”淆乱了“学者和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先生的心智，所以他才饶有兴致地撰写了这篇语无伦次的《图书馆，已沦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
贵为“文化批评家”的朱大可先生，自然可以批评任何文化，这是文化批评家的喜好和文化批评家之所以成为文化批评家的前提和寄生生活方式，当然也是朱大可先生的权利与自由，不是小可，而是大可，斋主自然尊重其权利与自由。对于朱大可先生而言，或者“朱大可先生们”而言，图书馆也许“已沦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因为“他或他们”只在意 “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始终是一个行为不良的逃课者，执意要与那些无聊课程和陈旧教材为敌”的所谓叛逆自诩，而对“我在家对面的卢湾区图书馆里苦读，每天至少阅读10~15种以上的图书”的图书馆哺育之恩并不感激，这种既得利益者的忘恩负义正在成为“新常态”。
诚然，朱大可先生似乎是想通过《图书馆，已沦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来说明一点言论自由或者思想自由之类的东西，但是，这种或然的自由论恰恰是反自由的文化专制论调。客观中立地收集、保存文献，并自由、平等地提供利用，是世界各国图书馆普遍遵循的价值观，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已经成为实现和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国策。朱大可先生竟然能够通过“去年我在永嘉路开会，中午和一位朋友溜出去，到卢湾区图书馆楼下的茶室喝了一杯咖啡，发现图书馆已经被店铺和市场所包围，几乎看不到什么读者从那里出入。它正在变得日益孤寂，却依然神色黯然地伫立着，仿佛在等待被历史终结的命运”这样一个偶遇，就得出图书馆“仿佛在等待被历史终结的命运”，甚至“图书馆，已沦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的结论，这既是新浪编者的无耻标题党显现，也是朱大可先生一叶障目的可悲之处。
朱大可先生生于1957年，今年58岁了，好歹都会有点老花。老花了没有关系，可以配一副好点的老花眼镜，到杭州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深圳图书馆之类的图书馆去看看，去看看那里的人潮，去看看那里的生机，去看看民众对图书馆的依恋与民众的图书馆生活。这样总比做个睁眼瞎子而自己全然不知要好。
唉，可悲啊！文化的堕落往往就是从朱大可先生们这样的大V开始的。
参考阅读：
图书馆，已沦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
（http://cul.history.sina.com.cn/zl/wenyi/2015-01-27/16251096.shtml）
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朱大可
图书馆是图书的居所，通常也是腐败的象征，它充满了字纸的霉变气味。那些发脆的书页被时间的涌流所摧毁，逐渐颓废下去，直到某位读者把它从灰尘中唤醒。南方的潮湿气候加剧了这种令人绝望的属性。而在那个被重新打开的瞬间，尘世的光线重新照亮了它，令那些休眠的字词苏醒，重新变得明亮起来。但大多数图书的命运却不是这样的。当它被放进书架的瞬间，它就进入了死亡的程序，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直到数十年后被彻底清除为止。图书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大多不是为了阅读，而是为了消除人类对时间的恐惧。书籍和图书馆劝慰了人类，使之产生了知识得以保存的幻觉。但事实上，书籍所保留的大多是废弃的思想。书籍就是那种世界上最沉重的尘土。
像大英博物馆那样，几乎所有盎格鲁撒克逊风格的公共建筑，都会提供一种巨大的体量和尺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立图书馆的藏书室亦是如此。它的阅览室像一座小型的室内广场，四周被抵近天花板的高大书架所环绕，那些精装图书散发出几数个世纪前的古旧气息，大量的知识和被废弃的字母堆积在迷宫般的书架上，承受着岁月的漠视。它们的黯黄色面容隐匿在书架的阴影里，从那里眺望着星移斗转的宇宙。我曾经花费了三周时间在那里查看100年前澳洲唐人街中文报纸的缩微胶卷。管理员小姐衣着时尚，拥有一头金发和剪裁得体的黑色衣裙，她的笑容和窈窕身躯是对书籍的一种反面诠释。她生气勃勃，浑身散发出性感的气味。
在建筑体量上更为精巧的是“上图”，它原先坐落在跑马总会的馆所里，和殖民地赌徒的命运休戚与共，但它看起来比谁都更像是埋葬图书的棺椁，巨大的时钟几乎保持着静止状态，象征着时间的冻结。上千万种图书在其中被贮藏、封存和死亡。在大楼的古典风格和图书的腐败气息之间，存在着一种秘密的契约。文革期间，“上图”是政治污秽的容器，它变成一个巨大的马桶，收纳着人类思想的粪便。一方面臭气熏天，一方面充满着邪恶的魅力。
我自幼就膜拜这座非凡的容器，为其新古典主义建筑上的各种殖民地细节而心醉神迷。它光洁的大理石楼梯和走廊、橡木书架和胡桃木桌子，都成为早期记忆中比较坚硬的部分。它是我少年时代所遭遇到的最大迷宫，其神秘气质改变着我的精神行进的路线。九十年代初期，我曾经每周都去那里读书，仿佛是一种固定的礼拜。我的绝望的心灵只有在那里才能获得短暂的平静。但我从未聆听过它的钟声。它是缄默的，却像教堂那样说出了最高的声音。自从它被迁移到淮海西路后，便退化成了一座普通的没有“文化记忆” 和“历史深度”的公共建筑，跟所有新生的图书馆一样，被“现代性”所剥光，洁净，光鲜，一览无余，其神秘性和历史性消失殆尽。
但图书馆不仅是书籍的墓地，有时也扮演了启蒙主义公社的角色。在大学读书期间，我始终是一个行为不良的逃课者，执意要与那些无聊课程和陈旧教材为敌。我在家对面的卢湾区图书馆里苦读，每天至少阅读10~15种以上的图书。女管理员时常对我的借阅频度露出厌烦的表情，仿佛我在蓄意消耗她的体力和生命，我为此忐忑不安，仿佛每一次借阅都是可笑的犯罪。
在一个寒冷的冬季，飞雪悄然堆积在窗台上，读者们发出了喜悦的骚动。看，下雪了！一个肤色黝黑的女孩轻声说道。她的纯真微笑令人怦然心动。书和雪的对位竟然构成了一种温情的语境，让那些受冻者感到了欣慰。而就在这座前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的门外，71年以前，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到政府特工的枪杀。对自由的呼吁激怒了权势者，他的血痕飞溅在建筑物的墙垣上，但岁月迅速抹掉了死亡和阴谋的痕迹，把它变成了一道褐色的政治学花边。我还注意到，几乎所有的公共图书上都曾留下各种可疑的污渍和断发，它们形迹肮脏，却又令人难以舍弃。但如此饥渴的读书时光早已流逝。
去年我在永嘉路开会，中午和一位朋友溜出去，到卢湾区图书馆楼下的茶室喝了一杯咖啡，发现图书馆已经被店铺和市场所包围，几乎看不到什么读者从那里出入。它正在变得日益孤寂，却依然神色黯然地伫立着，仿佛在等待被历史终结的命运。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图书馆的生死书》
转载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78019f0102vhk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