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图书馆人思考和反省的问题——我读《图书馆的生死书》
2004年，朱大可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图书馆的生死书》的文章。 2015年，新浪文化专栏的编者改其标题后，让《图书馆，已沦为生活中可有可无的东西》再次呈现在读者面前。相较于2004年此文的默默无闻， 2015年的旧文重温引发了图书馆界人士的关注。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教授随即撰写《遭遇睁眼瞎子朱大可先生——图书馆可有可无吗？》的博文，对文中的一些观点和过激言词进行了批驳，许多网友纷纷跟帖，各抒己见。
诚然，朱大可先生将图书馆看作“腐败的象征”“书籍的墓地”实在有失偏颇，但是，作为在高校图书馆一线工作将近八年的一名图书馆员，笔者细细研读了这篇文章后，发现文章的作者还是站在读者的角度，指出了许多值得图书馆人思考和反省的问题。
首先，提高图书馆馆藏图书的借阅率，真正让图书为读者所用。朱大可的文章中指出，图书馆的书“当它被放进书架的瞬间，它就进入了死亡的程序，被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直到数十年后被彻底清除为止”。此言虽然有些以偏概全、夸大其词，但也真实地指出了图书馆馆藏资源日益丰富而借阅率难以提升的现实困境。 2011年《青年报》就报道了上海图书馆有大量藏书处于“休眠”状态的情况。在互联网普及的信息时代，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获取知识和信息，利用网络休闲娱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5个《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4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57亿。丰富的网络资源以及智能终端的普及分流了部分读者，图书馆馆藏图书的借阅量日趋下降。作为图书馆人，孜孜以求的梦想就是：图书馆的每一本书都有它的读者，每个读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书。吸引更多的读者到馆，提高图书的借阅率，是需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去努力的。
其次，实现“现代性”的同时，需要保存传统的文化记忆。随着我国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大力推进，政府给予公共图书馆建设大量的财政支持。近年来，许多地区的现代化公共图书馆拔地而起，从馆舍的建筑面积到风格设计再到内部配套设施，用“高大上”三个字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但是，我们在一味追逐现代化的路上，却抹去了许多不该遗忘的传统记忆。诚如朱先生所说，我国的图书馆“退化成了一座普通的没有‘文化记忆’和‘历史深度’的公共建筑，跟所有新生的图书馆一样，被‘现代性’所剥光，洁净、光鲜，一览无余，其神秘性和历史性消失殆尽”。世界上最美的图书馆如瑞士的圣加仑修道院图书馆、巴西的国家图书馆、爱尔兰的圣三一学院图书馆等，让人心向往之的不仅是其丰富的藏书和现代化的服务，还有饱经世纪风雨洗礼的古老建筑以及历史积淀的文化气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主任李广建在课上也提到，图书馆不仅有保存和传播知识的功能，它还是文化地标，具有文化识别的意义。图书馆在保存和传播知识的同时，如果能承载历史的记忆，用自身的存在为读者讲述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变迁，不是更有意义吗？
再次，图书馆员应该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有两名图书馆员在朱大可先生的文章中出现。一位是澳大利亚一所州立大学的图书馆员，得体的衣着、灿烂的笑容和生机勃勃的活力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一位是上海某区图书馆的馆员，“女管理员时常对我的借阅频度露出厌烦的表情，仿佛我在蓄意消耗她的体力和生命，我为此忐忑不安”。同样是为读者服务的女图书馆员，一个热情且开朗，一位冷漠且阴郁，其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读者，大家毫无疑问都喜欢前者而畏惧后者。目前，我国的图书馆还没有实行行业准入制度，不需要资格认证，职业门槛较低，图书馆员的年龄、教育背景等相差很大。很多图书馆员并不是因为热爱图书馆才从事这个职业，在长期的图书馆工作中也没有培养出对这份事业的热爱，反而产生了倦怠。不少图书馆经常会收到对馆员服务中表情冷漠、语气生硬、动辄罚款、随意呵责、大声谈笑、上网聊天、无视读者等的投诉。作为图书馆员，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努力提升职业素养，积极树立良好的职业形象，在服务读者时要“日省其身”，热心、耐心、开心地面对每一位读者。
现在，我国的图书馆事业发展蒸蒸日上，无论是软件人才的引进，硬件设施的建设，还是服务内容和服务形式的创新，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许多学者和有志于图书馆事业的图情专业的年轻毕业生投入到图书馆事业之中，图书馆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当面对误解和质疑时，应“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让图书馆这个生长着的有机体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摘自《图书馆报》254期 韩娟娟（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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