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图书馆与出版业在阅读革命中的新位置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中国的全民阅读率基本维持在50%左右。最近几年，全民阅读的范围有所拓宽，但主要是网络阅读，纸本阅读仍然是56%到57%，平均每人每年阅读书籍在4.7本左右，而在美国，这个数字达到50本，以色列、法国、日本的纸本阅读量也远远高出中国。
那么，网络阅读算不算阅读的一种？全民阅读究竟是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还是迎来了颠覆性的革命？
“互联互通之后，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如果不自制的话，进了互联网就像进了迷魂阵一样沉迷其中。互联网中有些是适合我们阅读的信息、经典书籍，但更多是和人的欲望需求相关的内容，占用了大量时间。这种以消遣娱乐、快餐为主的文化，把我们的阅读时间夺走了。”这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詹福瑞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看法。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提到伦敦大学专门做的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他们花了5年时间，跟踪两个学术网站，发现读者很少是把一篇资料或者文章从头看到尾，而是读上一两页，浏览一下就又跳到另外一篇。所以，用户并不是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线阅读，相反，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已经出现——他们海量浏览，以求快速得到结果。
而这种新出现的阅读方式已经深刻影响了青年人的知识结构，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深有体会：“最近几年带的博士生，跟他讨论一般性知识的时候，他的信息量相当的大，但跟他讨论专业知识的时候，他就十分的贫乏。”对此，贺耀敏发出了“不愿意带学生”的感叹，为什么？“不具有基本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素养。”
当然，我们相信这只是少数。然而，当过多的“微阅读”正在改变国民的阅读习惯，让我们对传统阅读感到吃力和畏惧时，当国民自以为和世界的联系如此紧密，其实却丧失了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之时，则国堪忧，民族堪忧。
“中国的阅读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时候。”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孙月沐如是判断。
正是基于此，浙江省第八届馆藏图书展示会开幕之际，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中国图书商报社共同举办“共担文化责任助推全民阅读”高峰论坛在杭举行。传统阅读时代，出版发行机构和图书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努力，推动了知识的传播，教育的普及，和阅读的广泛。在数字浪潮汹涌，改变阅读形态方式的今天，出版机构、发行机构、图书馆的角色和定位是否有所改变？关于“如何助推全民阅读”的命题，他们如何再次担责？
出版的变与不变
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童健看来，当下有文化、有价值、有影响、有市场的好书并不多，转企改制后的出版单位在价值取向上如何把追求经济利益同传承、传播先进文化统一起来，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认为必须明确、形成共识的是：“无论单位体制怎么改，出版作为文化建设主阵地的性质不会改变。要正确处理好利益与责任的关系，自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多出读者喜欢看、愿意买，图书馆值得藏的优秀作品。”
与之同时，无论是出版还是发行，都需要进一步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无论是零售还是馆藏，出版能占多大份额，都取决于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什么样的服务。”就新华书店服务图书馆而言，他认为要加快从图书供应商向馆配服务商的转型。
内容传播载体、渠道的多样性，则决定了出版发行机构必须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目前，浙版集团正在努力打造以博库网为基础的数字出版内容集成与交易核心平台，建立全品种多形态的数字出版内容资源数据库，并开展纸书、电子书、按需一印刷、按需出版的全业务，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持。同时，浙版集团正在建设馆藏信息平台，研发完整的馆藏数据分析系统，更科学和更具针对性地推送新品推荐目录、提出采购建议以及为出版社提供出版咨询增值服务。
“活”下去的图书馆
前若干年，图书馆的生存危机是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但在今天，这种疑问逐渐消失，正是因为图书馆在新阅读时代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定位和功能。
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31年，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亲历了图书馆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到网络化，现在又走向移动化的过程，“变化是图书馆的主题”。过去，传统图书馆坐等读者上门，但现在，图书馆直面现实，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读者需求的变化，提供随时随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个性化的阅读服务，朱强称之为“泛在图书馆服务”。
何谓“泛在图书馆服务”？朱强给出的定义是，“将图书馆的服务透明的融入用户的物理环境，虚拟社区和移动空间，为用户提供全为、全天候、开放性、多格式、多语种、全球化周到、快捷的信息环境，让人们公平的、动态的、无缝的获取和使用各类益智信息，将泛在图书馆打造成为获取世界范围内知识和信息的门户”。
在信息极大丰富的现今社会，庞大的信息会出现无序，缺乏有效的组织，不稳定及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对海量信息加以有效的整合，即整序和管理，则泛在信息服务、泛在知识环境应运而生，而图书馆生而具有信息加工、整序并提供服务的功能，在信息社会则更需要发挥这种功能。
在朱强看来，“泛在图书馆服务”具有五个鲜明特征。一是网络化，泛在图书馆信息资源和服务要以网络为传播媒介；二是全天候，泛在图书馆不受时空的限制，每天24小时不间断向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资源和服务；三是开放性，它除了为特定用户提供受密码保护的信息资源服务和教育外，也对全球用户开放，全世界的读者都可以来访问；四是多格式，在泛在图书馆里边，信息的格式是多种多样的；五是多语种，它能够提供的资源是多种语言的，今后随着机器翻译不断的进步，可以实时翻译成用户所需要的语种。
其中，构建新一代的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是关键。通过代理服务器，或者远程虚拟网络的方式，让用户可以在局域网的范围外来访问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通过手机，基于Web方式提供移动的公共目录的查询，以及新闻介绍、参考咨询、到馆路线等。总而言之，移动数字图书馆实现了信息资源与移动服务的高度集成，可以通过各种随身的移动设备，如手机、MP4，手持阅览器、平板电脑等来进行服务。同时，读者访问的资源品种可以涵盖图书馆所有的数字资源，真正实现随时随地的检索和查询，使边远地区也能享受到均等的优质阅读服务。同时，“泛在图书馆”也可以实现真正的个性化的服务，根据具体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个性化的需求来为他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当然，在泛在知识环境下，知识链发生重要变化，图书馆在知识链中的终结作用正在被削弱，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过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和其他信息机构来获取信息。然而，正如美国的一家图书馆所说，“一个问题，谷歌也许可以给你提供10万个答案，但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最正确的一个”，这正是图书馆作为知识系统在信息社会的最重要的作用。当然，既有专业学科的知识，同时又有大量的计算机、网络方面知识的新型图书馆员的培养，是提供“泛在图书馆”服务的关键。
“原来图书馆界有一些论点，认为纸质图书馆要消亡了，等等。但事实证明，实体图书馆与电子图书馆结合将是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模式。”浙江图书馆副馆长贾晓东表示。培养深度阅读，尤其是少年儿童的深度阅读习惯，传统纸质图书不可少；而在浙江网络图书馆中，大量的访问量，下载图书量，电子期刊和文献传递量，传递出了图书馆的新阅读时代的活力。
图书馆不仅仅是“图书馆”
图书馆仅仅是借阅图书的地方吗？当然不。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认为，在全媒体时代，应挖掘图书馆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价值，要以高质量的阅读活动去吸引读者，应该根据读者反馈的信息来调整图书馆的馆藏和优化管理，甚至要提前一步去发现读者需求，引领读者需要。在首都图书馆，一年的讲座、报告、沙龙等文化活动有500多场，这个数字正佐证了吴建中的观点。
“图书馆一直被公认为是公民的一个第三空间。改善我们的第三空间，使它更加方便我们的读者，使它更加便利，更加舒适，是我们所需要加强的。”朱强说。一般而言，家庭被看作人们日常活动的第一空间，工作职场是第二空间，而商场、餐饮、图书馆、博物馆、影院等等被看作是第三空间。
“比如说，使空间、家具和设备更加具有组合性、伸缩性、移动性和体验感，使得读者到图书馆来可以随手拿到书刊、操作屏幕、欣赏名画和艺术品，也可以检索信息。另外，他还可以在这里学习、办公，可以开会，可以交友，可以参观，可以体验，可以欣赏，可以约会，甚至可以小憩，这些都是现在图书馆正在讨论需要改进的内容。”朱强说。
合作共建文化空间
数字时代，出版社、书店与图书馆共建公共文化空间的合作，“我认为还会更趋紧密”。贾晓东说。
近几年来，出版社、书店与图书馆联合开展的读书等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比如，联合举办图书交易展示和论坛，图书馆现在也经常共享出版社、书店推荐的学者、作家到图书馆讲座等等。我们感到很高兴的是，我们浙江图书馆和浙江新华书店进行了一种紧密性的业务协作，馆店两家在合作编制图书的书目信息和图书加工。对于我们来讲，能更快地以电子版订到图书，也能更快地把这些书目信息发送到读者群处，而书店通过提供这些标准的格式，对图书的营销是有好处的。”贾晓东说。
“馆配商这两年的变化有目共睹，应该说它比图书馆更像图书馆了。”浙江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部长孙晓菲说。馆配商的服务从最先卖书，到贴词条，盖图章，再送出去；再到编目，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最后到到馆，加工甚至帮助上架，形成了一条龙的服务。“馆配成为图书馆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图书馆的延伸，也是我们两家为什么关系这么密切的原因。”
孙晓菲的建议是，大型馆配商，比如浙江新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应该做一个智慧平台，让需方能够直接接触到内容。“其实在外文图书方面，教图甚至中图他们都会推出采购平台，能够直接采访。但是还有一个缺陷，没有跟我的平台，跟我的采访沟通，还要再倒到我的库里，这也是一个麻烦。当然，面对这么多需求，面对这么多内容，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业务流程可能还存在着颠覆性的重组。”
深度阅读的理由
现代化的生活步履匆匆，每一个人都像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要用整块时间进行深度阅读，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吃力的事情，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阅读的难度上。而且，文化、素质和修养有时候似乎并不能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结合起来，太多人需要一个深度阅读的理由。
“让一个人走得更远，让一个人能够翱翔得更高，一定是靠知识。让一个人更具有决策智慧的，一定是靠大量的系统信息的掌握。”贺耀敏说。事实上，有难度的阅读，才能提供真正的养分。不劳无获，在读书上仍是真理。同时，让我们的社会日益规范，让知识和文化获得足够的回报，让投机取巧、行走灰色地带者无利可获，那是阅读之花开遍中华大地之时。
当然，阅读能力的培养也非常重要。“比如说一本10万字的书拿过来，有人一天就能读完，有人需要10天才能读完，这就是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差别。阅读能力最主要还是青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詹福瑞说。
“发达国家培养读者，就是从幼儿阶段就开始培养他的阅读习惯，培养他利用图书馆的良好的习惯。我们以前说过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实际上我们要推广全民阅读的话，也必须要从娃娃抓起。”朱强说。
转载自：http://www.cpp114.com/news/newsShow_209123_3.htm
那么，网络阅读算不算阅读的一种？全民阅读究竟是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危机，还是迎来了颠覆性的革命？
“互联互通之后，各种信息纷至沓来，如果不自制的话，进了互联网就像进了迷魂阵一样沉迷其中。互联网中有些是适合我们阅读的信息、经典书籍，但更多是和人的欲望需求相关的内容，占用了大量时间。这种以消遣娱乐、快餐为主的文化，把我们的阅读时间夺走了。”这是国家图书馆副馆长詹福瑞今年“两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看法。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提到伦敦大学专门做的一个网络研读习惯的研究。他们花了5年时间，跟踪两个学术网站，发现读者很少是把一篇资料或者文章从头看到尾，而是读上一两页，浏览一下就又跳到另外一篇。所以，用户并不是以传统方式进行在线阅读，相反，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已经出现——他们海量浏览，以求快速得到结果。
而这种新出现的阅读方式已经深刻影响了青年人的知识结构，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贺耀敏深有体会：“最近几年带的博士生，跟他讨论一般性知识的时候，他的信息量相当的大，但跟他讨论专业知识的时候，他就十分的贫乏。”对此，贺耀敏发出了“不愿意带学生”的感叹，为什么？“不具有基本的专业训练和专业素养。”
当然，我们相信这只是少数。然而，当过多的“微阅读”正在改变国民的阅读习惯，让我们对传统阅读感到吃力和畏惧时，当国民自以为和世界的联系如此紧密，其实却丧失了思考和创新的能力之时，则国堪忧，民族堪忧。
“中国的阅读到了一个比较危险的时候。”中国图书商报社社长孙月沐如是判断。
正是基于此，浙江省第八届馆藏图书展示会开幕之际，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和中国图书商报社共同举办“共担文化责任助推全民阅读”高峰论坛在杭举行。传统阅读时代，出版发行机构和图书馆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的努力，推动了知识的传播，教育的普及，和阅读的广泛。在数字浪潮汹涌，改变阅读形态方式的今天，出版机构、发行机构、图书馆的角色和定位是否有所改变？关于“如何助推全民阅读”的命题，他们如何再次担责？
出版的变与不变
在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童健看来，当下有文化、有价值、有影响、有市场的好书并不多，转企改制后的出版单位在价值取向上如何把追求经济利益同传承、传播先进文化统一起来，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现实问题。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认为必须明确、形成共识的是：“无论单位体制怎么改，出版作为文化建设主阵地的性质不会改变。要正确处理好利益与责任的关系，自觉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多出读者喜欢看、愿意买，图书馆值得藏的优秀作品。”
与之同时，无论是出版还是发行，都需要进一步增强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无论是零售还是馆藏，出版能占多大份额，都取决于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和什么样的服务。”就新华书店服务图书馆而言，他认为要加快从图书供应商向馆配服务商的转型。
内容传播载体、渠道的多样性，则决定了出版发行机构必须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目前，浙版集团正在努力打造以博库网为基础的数字出版内容集成与交易核心平台，建立全品种多形态的数字出版内容资源数据库，并开展纸书、电子书、按需一印刷、按需出版的全业务，为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提供平台支持。同时，浙版集团正在建设馆藏信息平台，研发完整的馆藏数据分析系统，更科学和更具针对性地推送新品推荐目录、提出采购建议以及为出版社提供出版咨询增值服务。
“活”下去的图书馆
前若干年，图书馆的生存危机是一个讨论的热点话题。但在今天，这种疑问逐渐消失，正是因为图书馆在新阅读时代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定位和功能。
在图书馆工作已经超过31年，北大图书馆馆长朱强亲历了图书馆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到网络化，现在又走向移动化的过程，“变化是图书馆的主题”。过去，传统图书馆坐等读者上门，但现在，图书馆直面现实，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读者需求的变化，提供随时随地、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个性化的阅读服务，朱强称之为“泛在图书馆服务”。
何谓“泛在图书馆服务”？朱强给出的定义是，“将图书馆的服务透明的融入用户的物理环境，虚拟社区和移动空间，为用户提供全为、全天候、开放性、多格式、多语种、全球化周到、快捷的信息环境，让人们公平的、动态的、无缝的获取和使用各类益智信息，将泛在图书馆打造成为获取世界范围内知识和信息的门户”。
在信息极大丰富的现今社会，庞大的信息会出现无序，缺乏有效的组织，不稳定及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问题，需要对海量信息加以有效的整合，即整序和管理，则泛在信息服务、泛在知识环境应运而生，而图书馆生而具有信息加工、整序并提供服务的功能，在信息社会则更需要发挥这种功能。
在朱强看来，“泛在图书馆服务”具有五个鲜明特征。一是网络化，泛在图书馆信息资源和服务要以网络为传播媒介；二是全天候，泛在图书馆不受时空的限制，每天24小时不间断向用户提供服务，用户可以随时随地获取自己想要的信息资源和服务；三是开放性，它除了为特定用户提供受密码保护的信息资源服务和教育外，也对全球用户开放，全世界的读者都可以来访问；四是多格式，在泛在图书馆里边，信息的格式是多种多样的；五是多语种，它能够提供的资源是多种语言的，今后随着机器翻译不断的进步，可以实时翻译成用户所需要的语种。
其中，构建新一代的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是关键。通过代理服务器，或者远程虚拟网络的方式，让用户可以在局域网的范围外来访问图书馆的资源和服务；通过手机，基于Web方式提供移动的公共目录的查询，以及新闻介绍、参考咨询、到馆路线等。总而言之，移动数字图书馆实现了信息资源与移动服务的高度集成，可以通过各种随身的移动设备，如手机、MP4，手持阅览器、平板电脑等来进行服务。同时，读者访问的资源品种可以涵盖图书馆所有的数字资源，真正实现随时随地的检索和查询，使边远地区也能享受到均等的优质阅读服务。同时，“泛在图书馆”也可以实现真正的个性化的服务，根据具体读者的阅读习惯和个性化的需求来为他提供针对性的服务。
当然，在泛在知识环境下，知识链发生重要变化，图书馆在知识链中的终结作用正在被削弱，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过互联网上的搜索引擎和其他信息机构来获取信息。然而，正如美国的一家图书馆所说，“一个问题，谷歌也许可以给你提供10万个答案，但我们可以给你提供最正确的一个”，这正是图书馆作为知识系统在信息社会的最重要的作用。当然，既有专业学科的知识，同时又有大量的计算机、网络方面知识的新型图书馆员的培养，是提供“泛在图书馆”服务的关键。
“原来图书馆界有一些论点，认为纸质图书馆要消亡了，等等。但事实证明，实体图书馆与电子图书馆结合将是未来图书馆的发展模式。”浙江图书馆副馆长贾晓东表示。培养深度阅读，尤其是少年儿童的深度阅读习惯，传统纸质图书不可少；而在浙江网络图书馆中，大量的访问量，下载图书量，电子期刊和文献传递量，传递出了图书馆的新阅读时代的活力。
图书馆不仅仅是“图书馆”
图书馆仅仅是借阅图书的地方吗？当然不。
上海图书馆馆长吴建中认为，在全媒体时代，应挖掘图书馆作为城市文化空间的价值，要以高质量的阅读活动去吸引读者，应该根据读者反馈的信息来调整图书馆的馆藏和优化管理，甚至要提前一步去发现读者需求，引领读者需要。在首都图书馆，一年的讲座、报告、沙龙等文化活动有500多场，这个数字正佐证了吴建中的观点。
“图书馆一直被公认为是公民的一个第三空间。改善我们的第三空间，使它更加方便我们的读者，使它更加便利，更加舒适，是我们所需要加强的。”朱强说。一般而言，家庭被看作人们日常活动的第一空间，工作职场是第二空间，而商场、餐饮、图书馆、博物馆、影院等等被看作是第三空间。
“比如说，使空间、家具和设备更加具有组合性、伸缩性、移动性和体验感，使得读者到图书馆来可以随手拿到书刊、操作屏幕、欣赏名画和艺术品，也可以检索信息。另外，他还可以在这里学习、办公，可以开会，可以交友，可以参观，可以体验，可以欣赏，可以约会，甚至可以小憩，这些都是现在图书馆正在讨论需要改进的内容。”朱强说。
合作共建文化空间
数字时代，出版社、书店与图书馆共建公共文化空间的合作，“我认为还会更趋紧密”。贾晓东说。
近几年来，出版社、书店与图书馆联合开展的读书等交流活动越来越频繁。“比如，联合举办图书交易展示和论坛，图书馆现在也经常共享出版社、书店推荐的学者、作家到图书馆讲座等等。我们感到很高兴的是，我们浙江图书馆和浙江新华书店进行了一种紧密性的业务协作，馆店两家在合作编制图书的书目信息和图书加工。对于我们来讲，能更快地以电子版订到图书，也能更快地把这些书目信息发送到读者群处，而书店通过提供这些标准的格式，对图书的营销是有好处的。”贾晓东说。
“馆配商这两年的变化有目共睹，应该说它比图书馆更像图书馆了。”浙江大学图书馆资源建设部部长孙晓菲说。馆配商的服务从最先卖书，到贴词条，盖图章，再送出去；再到编目，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最后到到馆，加工甚至帮助上架，形成了一条龙的服务。“馆配成为图书馆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图书馆的延伸，也是我们两家为什么关系这么密切的原因。”
孙晓菲的建议是，大型馆配商，比如浙江新华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应该做一个智慧平台，让需方能够直接接触到内容。“其实在外文图书方面，教图甚至中图他们都会推出采购平台，能够直接采访。但是还有一个缺陷，没有跟我的平台，跟我的采访沟通，还要再倒到我的库里，这也是一个麻烦。当然，面对这么多需求，面对这么多内容，管理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业务流程可能还存在着颠覆性的重组。”
深度阅读的理由
现代化的生活步履匆匆，每一个人都像一个飞速旋转的陀螺，要用整块时间进行深度阅读，对很多人来说已经是一件吃力的事情，无论是从时间还是从阅读的难度上。而且，文化、素质和修养有时候似乎并不能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结合起来，太多人需要一个深度阅读的理由。
“让一个人走得更远，让一个人能够翱翔得更高，一定是靠知识。让一个人更具有决策智慧的，一定是靠大量的系统信息的掌握。”贺耀敏说。事实上，有难度的阅读，才能提供真正的养分。不劳无获，在读书上仍是真理。同时，让我们的社会日益规范，让知识和文化获得足够的回报，让投机取巧、行走灰色地带者无利可获，那是阅读之花开遍中华大地之时。
当然，阅读能力的培养也非常重要。“比如说一本10万字的书拿过来，有人一天就能读完，有人需要10天才能读完，这就是阅读能力和理解能力的差别。阅读能力最主要还是青少年时期培养起来的。”詹福瑞说。
“发达国家培养读者，就是从幼儿阶段就开始培养他的阅读习惯，培养他利用图书馆的良好的习惯。我们以前说过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实际上我们要推广全民阅读的话，也必须要从娃娃抓起。”朱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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