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整理陕西神德寺出土古籍 供图/凤凰出版社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谋篇布局，各专业古籍社反应积极。
■本报记者 原业伟
近日，新闻出版总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正式发布《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形成由国家主导、体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水平的脉络清晰的古籍出版体系。《规划》分为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和古籍数据库等九个门类，共列入491个项目，重点内容包括：采用多种方式深入整理甲金、简帛等各类出土资料的出土文献整理出版项目；系统整理历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第一手档案资料的社会档案整理出版项目；拓宽古籍整理领域，全面整理数学、天文、历法、农医等科技典籍的出版项目；推进古籍数字化的出版项目等。《规划》发布后，各专业古籍社积极响应。
耗时漫长 项目多变
据悉，《规划》的编制工作从2009年8月开始，经过深入调研和专家反复论证，数年时间项目多次调整。三秦出版社总编辑赵建黎介绍说：“此次规划包括的我社的9个项目，目前都已开展，如《陕西金文集成》稿子已经完成，内容为青铜器铭文，搜集不仅包括国内的收藏，还包括欧美、日本收藏青铜器的铭文，共20卷，计划明年出版。这本是‘十一五’的项目，现在看来要‘十二五’期间来完成。” 赵建黎也谈到，项目推迟的原因之一是由于陕西是文物大省，在文献整理过程中不断出现新出土古籍，作者一有新发现便加进去。另外，由于陕西省古籍所主要承担此书编写工作，但负责该项目的领导更替频繁，加上古籍方面项目多，专家精力分散，因此计划一再推后，进展缓慢，耗日持久。
同为古籍社的黄山书社在2009年共申报18个项目，《明别集丛刊》、《南戏大典》等14个项目入选《规划》，其中《明别集丛刊》等6个项目被列入重点项目。”该社社长任耕耘进一步介绍：“《方以智全书》“八五”期间即已列入整理出版计划，算来已有二十年。再以《明别集丛刊》为例，此项目资金投入超过千万，从2009年开始立项，估计2015年出齐，需要耗时六年的时间。”
凤凰出版社副总编辑倪培翔说：“新闻出版总署对古籍出版十分重视，这个《规划》从酝酿到公布已经历时多年。其间，有些资源重新整合，其中一些项目的出版社和作者已有变化。”据了解凤凰出版社正式入选的有28种，但实际上签约的已有30余种。有的项目已完成，如《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闽中理学渊源考》等已出版。
编校工作繁琐 经费不足
任耕耘介绍：“困难主要在于版本的搜罗、整理的组织和编辑校对三个方面。如《江南女性别集》资料搜集的难度在于：一是古代对女性创作不提倡、不重视，许多女性作品以稿本、抄本、印数极少的刻本形式存世，深藏于图书馆及私人手中，寻觅不易；二是需要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甚至到美国哈佛图书馆，复制、拍照、抄录，然后才能校勘、整理，各项费用所耗不菲；三是高校中文系不把古籍整理作为科研成果纳入考评范畴，参加整理的教师，付出了大量时间、精力，成果却不被承认。”对编辑工作的要求，任耕耘说：“要保证古籍文献的整理质量，关键在于建立较为完善的整理编辑体制。整理底稿必须严格规定采用原刻的复印件或照相扫描件，切忌自己手工誊抄或电脑录排；书稿必须严格实行三审制度；校对必须严格比对原稿；严格执行版前审读制度。”
倪培翔也坦言编辑工作中的困难：“古籍校勘要找很多版本校勘，善本也有缺损残破。整理者对版本要熟悉，不仅要从目录上普查，还要找到版本仔细查读，选定底本。高质量的古籍整理，比做学术著作更难。我社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中文系、古籍研究所都有合作项目。”
赵建黎说：“现在的编辑力量老中青结合。青年学者如博士生，只能做些辅助性的工作，例如出土文献的点校断句方面，他们经验、功底、造诣不足，还处于学习历练的过程。我社主要与陕西古籍所、西北大学和陕西师大三家单位合作。国家一般在研究阶段提供经费，但出版整理方面经费不够。”
普及读物盗版严重
古籍整理耗时耗资巨大，但盗版方便，严重影响销量。倪培翔说：“凤凰社的《全元文》被人扫描后放在网上，查阅方便，因此我们的图书滞销，很难卖出。还有许惟贤整理校点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有公司拿去扫描盗版，做了大开本图书。我们无法查到是哪家公司，他们没有编辑加工的实力，窃取我们的成果挣钱，通过非法途径销售。市场上还有些劣质的古籍图书。老百姓以可读性认可，不是以学术性认可。古籍整理曲高和寡，一些通俗的读物就将竖排版繁体字的图书改为横排简化字，便获得了销量。”赵建黎说：“普及性图书山寨版、盗版较多，一些民营公司、网站未经授权便将我们古籍整理的成果，包装成现成产品。但现在维权很难。公版古籍书版本很多，民营公司不会完全照搬，无法一一对应，很难证明是我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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