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即使功利，也是进步的表现

时报记者（下简称“记”）：读书，对于中国人，一直是美好的梦想，但“读书无用论”会时不时地出现。知名企业家马云最近一番关于读书无用的话引起了热议。他说：成功与否跟情商有关系，成功不成功跟读书多少没关系。对此，您怎样看？读书的目的是否就是为了成功？成功是否真的与读书多少无关？

葛剑雄（下简称“葛”）：读书有用与无用，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看读什么书，二是看怎样读书。如果把读书简单地理解为在学校读书，为学历、学位读书，读书未必会产生成功的结果。无论是马云还是乔布斯、比尔·盖茨，他们的学历都不高，有的还是辍学，上海桥梁专家林元培也只是中专学历。读书与成功不是绝对的关系，因为社会使用一个人，不仅仅看学历，而要全面考虑。若是把读书理解为广义地吸收前人的知识，则读书绝对是有用的。马云的确没读过多少书，学历也不高，但他有今天，也是吸收前人知识的结果。不能把读书简单地理解为读印刷的书，还包括读网络等渠道的书。另一方面，读书要跟实践结合。读书如果不能结合实践，读书当然也是无用的。

怎样看成功与读书的关系？这要从不同层面看。从吸收知识的层面看，如果读书不得法，如果不加选择，书读得再多，吸收的知识也有限。从做研究的层面看，读书的效果除了勤奋，还决定于人的天分。并不一定读书很努力就能够成功。如果只是把读书作为人生的乐趣，为的就是欣赏唐诗提高人文修养，只要他自己满足了就行。从这个角度看，旁人不必干预，也无关成功与否。

记：在历代中国人的眼里，读书的功利性似乎较重。“书中自有黄金屋”也好，“学而优则仕”也好，都是希望读书能得到现实的功利。也许正因为这样的功利性，现在很多人读的最多的只有考职称、考公务员、考证书的书，那些没用的闲书没有时间读。在您看来，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葛：读书的功利与非功利，因人而异，因发展的阶段而异。读书，必然是有目的的。要去除读书的功利是荒谬的。读书为什么不可以功利呢？教育其实也是功利的，各行各业需要人才，读书不功利怎么行？中国古代有资格读书的人很少，大多数人是文盲，绝大多数人读书是功利的，真正不功利的读书是蛮少的。只有当社会越来越发达，社会用于解决物质生活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少，越来越重视精神生活，这时的读书才可以是非功利的。退休后的读书也可以是非功利的。要注意到，非功利的读书一定是社会发展到了可以鼓励非功利的时候，而且要适度。比如学生的学习，古今中外，学生有几人不功利？所以，考职称、考公务员的书畅销是很正常的现象。对于学生来讲，如果不看重功利，把过多的时间放在课外阅读上，也是要反对的。我们不反对功利，只是反对过分功利。即使功利，也是进步的表现。通过读书提升总比走后门强。而功利也有大小，有大功利有小功利，有些看似无用的书，常常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看似没有功利，其实也有功利。 

学术腐败与权力有关，与读书无关

记：作为全国政协常委，您曾就考研试题泄题质询教育部部长。当时促使您质询的动因是什么？考研试题泄题是不是读书功利化走向极端的必然结果？

葛：考研试题泄题与读书的功利化无关，恰恰影响、破坏了正常的功利。很多人通过泄题来实现读研的目的，突破了底线，令人气愤。

记：读书，在读书人的眼里，理应是高雅的。但是，读书，因为功利，变得有些异化，比如成为众矢之的的学术腐败，您曾经不客气地批评。在您看来，学术腐败的内在原因是什么？有没有根治这种恶疾的办法？

葛：学术腐败是利用权力、金钱来获得学术成果与荣誉，是社会腐败对学校的影响，不能用读书的功利来解释。学术腐败的问题还在权力。有人说，学校应是象牙塔，但是学校不是象牙塔，比如学生作弊，有些就是受父母影响，有些父母不仅自己作弊，还鼓励孩子作弊。有些甚至是商业利益集团推动，据说社会上有专门的作弊公司，专门为作弊者服务。学术腐败往往都得到权势的保护，查到一定程度就查不下去。

个人图书馆没有社会意义，不宜倡导

记：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生陈天翔在自己宿舍里开过一个“同人堂图书馆”，对此，您曾非常肯定这个个人图书馆的积极意义。它有什么积极意义？

葛：个人图书馆是特例，我鼓励但不倡导。它的积极意义还在于人文方面，没有太多的实际作用。从资源利用的情况来看，最好的还是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只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记：藏书是许多读书人的爱好，中国古代读书人因为爱好藏书，产生了许多如天一阁这样的私家藏书楼。为什么现在这样的私家藏书楼很少见到？

葛：古代没有图书馆，有私人藏书的都是少数人，主要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现代社会信息量大，知识爆炸，再多私人藏书也难满足做学问、做研究的需要。加上中国过早地剥夺或限制了私房，有条件建“藏书楼”的人几乎没有。等到读书人、爱书人有钱有房了，真正的私家藏书楼就会出现，时间长了新的“天一阁”完全可能重现。 

我不认为中国人不喜欢读书

记：读书的有用与无用，似乎是相对的。比如为了有用，人们不得不读一些最终无用的书，比如英语，有的人读它只为了考职称，平时很少用它。有些文史哲的书，看似无用，只不过是闲时翻翻，却常有大用，有人因此成为大家。那么，对于个人来讲，读书是否需要选择？选择的标准是根据功利还是根据兴趣呢？

葛：读书当然需要选择。选择的标准以读书的目的而定。要根据读书的目的，找到最合适的书。如果是做专业研究，某一专业的书要穷尽，如果读书只为修身养性，书的选择则只需愉快即可。

记：犹太民族只占世界人口的0.2%,却获得过29%的诺贝尔奖；为人类奉献了《圣经》；在各领域都大师辈出，群星灿烂；有人把这归功于犹太人对读书的酷爱，犹太人被誉为“读书的民族”。有数据显示，中国人最不喜欢读书，2008年中国人均读书4.72本。在您看来，中国人真的不喜欢读书吗？对读书的喜爱与大师辈出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葛：对于有关中国人人均读了几本书的调查，我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些调查数据从何而来？取样是否科学？都值得怀疑。一个人是否喜欢读书，不仅要适当引导，还与习惯、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有关。如果一个人住房很小，工资很低，往往不能读书，也谈不上喜欢读书。我不认为中国人不喜欢读书，不然，为何中国人历来都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喜欢读书跟大师辈出没有必然的联系。比如犹太人获诺贝尔奖的较多，但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美国。再比如1998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崔琦就是一位华人，以“分数量子霍尔效应”研究成果获诺奖，他是继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朱棣文之后登上诺贝尔殿堂的第六位华人。崔琦若不离开河南，能得诺奖吗？可见与属什么民族没有直接关系。

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接受中国政府网、新华网联合专访时表示：“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在您看来，现在人们读书的环境是好还是不好？为了让人多读书，社会还应做哪些改善？

葛：现在的人读书的环境好，有利于读书，读书的途径多，哪怕是穷乡僻壤，只要想读书，都可以读到书，这是因为社会富裕了，人们都买得起书。这与我的青少年时期相比差别很大。我是工作后才可以买书，也才买得起书。读书的环境也有对读书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过于功利会影响非功利的读书，而社会的不公又会造成人们认为读书无用，“读书无用论”如果盛行，读书的人会越来越少。为了让人多读书，让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书，就需要使社会正当的功利得到贯彻，比如通过读书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工作，比如主流社会与政府倡导读书。与此同时，还需要整个社会不断进步，使不利于读书的环境得到改变，比如公共图书馆越来越普及，服务面越来越广，更多的公民衣食无忧，能够随心所欲地读书；　留守儿童越来越少，从小就耳濡目染养成读书习惯。这样，就能真正让人们喜欢读书，如此，个人的修养能提高，国家与民族会更加有前途。 《东方教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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