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总裁在2011年讲的“电子书是活字印刷以来冲击图书业的一项最大发明”[1]那句话，在业界引起广泛共鸣。电子书的发展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由于没有一个成熟的体系一直没有流行起来。电子书产业的蓬勃发展是在本世纪初电子油墨技术发生突破以后，尤其是亚马逊开发出依托于庞大电子图书销售网络的Kindle电子书，才真正引爆了电子书市场。我们现在讲的电子书不仅是指数字化出版物，而且还有手持阅读器的含义，这种既不伤眼睛又低功耗的手持阅读器与纸质图书及其阅读方式更为贴近，在手持阅读器及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的推动下，电子书产业迅速发展起来。

    图书馆电子书服务

    电子书的发展促进了图书馆借阅方式的变化。美国的OverDrive、NetLibrary、ebrary、Ingram Digital、Follett、EBL （Ebook Library）,以及英国的Public Library Online等企业向图书馆提供电子书服务。其中OverDrive的规模最大，有16个国家的15000家图书馆参与。在美国有四分之三的公共图书馆开展了电子书外借业务，其中绝大多数是通过OverDrive提供的。2012年初，OverDrive公布了一组和图书馆电子书有关的数据：2011年OverDrive的图书馆目录共有16亿次的访问量，比前一年增长了130%。有22%的借阅是通过移动终端完成的。[2] 截止2012年2月底，该系统共有来自1000多家出版社提供的65万种电子读物，[3] 其中电子书估计在20万种左右。[4] 一些大型出版商对此并不积极，不愿加盟OverDrive的电子书服务体系。2011年9月亚马逊与OverDrive的合作意义深远，它不仅使亚马逊庞大的Kindle用户群可以加入到图书馆的电子书外借服务，而且进一步提升了OverDrive和亚马逊在图书馆以及书市的影响力。

    在图书馆界，电子书服务正在成为一项新的业务项目。据报道， 2011年12月与上一年同期相比，美国公共图书馆借阅电子书需求增长了一倍，而波士顿公共图书馆（Boston Public Library）增长了3倍，有些畅销书的等待名单有150人之多。在纽约公共图书馆（New York Public Library），2011年12月26日一天就借出2907本电子书，该馆共有2万2千种电子书可供选择，20人以上的等待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是常有的事。但相对而言，图书馆在电子书上花的钱并不多，芝加哥公共图书馆（Chicago Public Library）购买了6443种电子书，仅占该馆馆藏的3%。波士顿公共图书馆仅用购书费的3%买电子书。[5]

    电子书服务丰富了图书馆的业务。有些图书馆甚至借电子书服务为城市营销作贡献，如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劳德代尔 - 好莱坞国际机场（The Fort Lauderdale-Hollywood International Airport）推出了一个旅游推介活动——与布劳沃德县图书馆（Broward County Library）合作向持有智能手机或电子书阅读器的旅客提供免费电子书。旅客并不需要图书馆借书卡，而是只需要在机场行李认领区设置的屏幕上扫描一下二维码就可从拥有15000种电子书的书库里借阅了。二维码应用软件（QR code reader app）大部分可免费获得。[6]

国内图书馆电子书外借业务也已蓬勃开展起来。据《中国文化报》2011年8月10日报道，图书馆手持终端阅读器外借业务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陆续运行以来反应良好，上海图书馆手持终端阅读器的外借率甚至一度达到100%。随后，各地实力较为雄厚的图书馆也纷纷跟进，成都图书馆、温州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陆续运营该项目。除了电子书阅读器以外，还有首都图书馆的“U阅迷你书房”和上海图书馆适合视听障碍人士使用的被称为“阳光听书郎”的听书阅读器等形式。

    图书馆电子书服务的课题

    首先，图书馆还没有一个成熟的管理模式。

2010年5月31日，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布鲁诺·拉辛（Bruno Racine）来上海图书馆作题为“谷歌（Google）与新世界”的讲座时，我曾与他讨论过图书馆与谷歌的关系问题。以下是我次日的博客内容：

图书馆是公共产品，而谷歌是一个私人企业，两家的使命是有差异的。图书馆可以参与谷歌的数字化项目，但必须“以我为主”，不能让谷歌牵着鼻子走，成为其商业化的工具。现代网络技术足以为图书馆达成一种非商业化的数字资源联合共享机制，但由于各自利益机制的困扰，这种共享机制在短期内还难以成形。谷歌参与数字图书馆本身是一件好事，但图书馆在与谷歌的合作中必须始终坚持公益性的角色。[7]

现在OverDrive一家独大，没有竞争对手，虽然能与其竞争的英国电子书商Bilbary.com 计划于2012年对外服务（届时将有75万种电子读物提供零售和借阅），[8] 但仍是由企业来决定图书馆的外借方式。今后的图书馆电子书服务应该是以企业为主导还是图书馆为主导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目前国内外图书馆开展该服务的很多，但基本上都是由企业主导的，国内一些图书馆如上海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也是以新技术体验的方式对外服务的，从电子书的采购、版权以及数据管理等还没有一套成熟的规则。日本札幌市中央图书馆的浅野隆夫在日本《图书馆杂志》2012年第二期上撰文呼吁，图书馆界应尽快联合起来制定图书馆电子书服务的规则（rule）和指南（guideline）。[9] 2012年初，美国加州的一位图书馆员莎拉·霍顿（Sarah Houghton-Jan）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录象，声明亚马逊与Overdrive的电子书外借计划是“反用户、反知识自由、反图书馆的，并认为图书馆被它们欺骗了（screwed）”。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诱导读者在亚马逊的网上买书，二是将读者信息保留在公司而不是图书馆里，侵害了用户的隐私权。莎拉·霍顿的录像在图书馆界引起较大反响，从跟帖反应来看，大部分图书馆员给予支持。[10]

    其次，电子书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规范。

    目前，图书馆开展电子书阅读器外借的很多，但一般都是比较被动地根据各个厂商的要求来做的。如美国的新罕布什尔州胡克斯特县图书馆（Hooksett Public Library）对外提供6种阅读器的外借服务（借期2周，可续借一次。超过借期一天罚款一美元，如果超过25天，最高罚450美元）；[11] 加拿大国内第一个提供电子书阅读器外借的北温哥华市图书馆（North Vancouver City Library），购置了不同类型的电子书阅读器供读者使用。据该馆网站2012年3月的信息，该馆拥有第一代Kobos10台、Kindles10台、Sony Touch5台提供外借服务。同时还备有部分阅读器供培训和辅导使用。上海图书馆基本上配齐了国内外主要的电子书阅读器供读者体验。由于电子书技术标准尚未统一，国内外图书馆都面临管理与服务的规范问题。

    目前电子书服务基本上是以技术服务商或代理商为主导。美国一些大出版商，如麦克米兰和西蒙舒斯特不向图书馆销售电子书，阿歇特(Hachettte Book Group)也不向图书馆提供在版图书的电子书，哈珀柯林斯（HarperCollins）将图书馆电子书借阅次数的上限设定为26次，[12] 随着图书馆电子书外借的激增，出版商越来越担心这种外借模式将影响纸质图书或电子资源的销售收入。阿歇特高级副总裁梅加·托马斯(Maja Thomas)说：“对于我们而言，销售一本可以无限借阅，并且没有任何限制的电子书，并不是一项可持续的业务模式，”[13] 这句话反映了目前出版商对于电子书发展的忧虑。在国内这个问题似乎更加严重，出版界不仅缺乏主动性，而且在标准制定上话语权也比较小。而技术服务商或代理商也有各自考虑，对盈利模式和格式更新成本等的顾虑是制约标准制定的突出问题。

    第三，电子书的版权管理问题比较突出。

    目前数字出版产业从立法环节到作者及出版商的数字传播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无序现象，身处产业链各方的利益博弈更是令人眼花缭乱，数字版权保护现状不容乐观。更有人一针见血指出，“在产业政策和版权行政管理方面，我国存在重产业发展、轻版权保护的现象，”并预测“未来几年，数字版权纠纷案件数量将会处于快速上升阶段”。[14]

    这一问题必然会影响电子书的正常发展。为了保护版权，电子书提供方一般都采取较为保守的做法。比如在数字版权管理（DRM）的问题上，尽管PDF、EPUB等通用格式都支持DRM的应用，但由于加密算法各不相同，导致了电子书即使格式相同，在不同的阅读器之间也无法通用。但对亚马逊这样的市场主导者以及Adobe这样的技术主导者来说，DRM是保持垄断优势的重要一环。只要出版商和图书馆话语权不高，这个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很多年以前，乔布斯（Steve Jobs）就写信给音乐界希望废除DRM，因为DRM不仅没有阻止也不能永远阻止盗版。[15] 也有一项研究表明，移除DRM限制事实上能减少盗版，这与唱片业的传统观点恰好相反。研究人员利用分析模型检查在DRM存在或不存在情况下对盗版的影响。他们发现，DRM限制让盗版的代价更高和更困难，但也对合法用户产生了负面影响。只有合法用户受到DRM的限制，并为此付出代价和痛苦。盗版用户根本不受影响。DRM阻止合法用户备份音乐，迫使他们拥抱盗版。[16] 2011年4月，华盛顿邮报刊发署名社论呼吁抛弃DRM技术。[17] 在这个问题上图书馆基本上是站在拥护放弃DRM一边的。因噎废食不是解决版权问题的根本方法，但如何真正解决好电子书的版权，是一个尚待解决的艰难课题。

    第四，电子书服务对图书馆传统管理模式带来冲击。

    有专家批评现在图书馆仍以十九世纪时的心态进行新资料的编目工作，认为“eBook对图书馆的挑战，在于对过去不曾视为图书馆专业观察和讨论的对象加以重视和改善，而不再只是做单纯的采购、编目等以资料为中心的工作。”[18] 电子书服务牵涉到图书馆管理的各个方面，如用户驱动采购（PDA）模式就是突出一例。2009年，美国大河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与EBL签订了合作协议。这些电子书的具体定价是由一系列“触发点”（triggers）来设定的：如果一个学生在某本书上停留的时间少于五分钟，那么图书馆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如果超过五分钟，触发点会自动启动一日租赁付费模式，此时EBL则会向图书馆收取该图书定价的10%～20%作为电子书使用费。超过五天的电子书租赁行为则会自动触发购买整本电子书的行为，到那时，学生们则可以随意访问这些内容，不会为图书馆带来额外的费用——只有当该电子书每年的使用率超过了320小时，则自动触发图书馆购买该书的第二“副本”。如果购买EBL提供的目录中所有50000种电子书，图书馆需支付3百万美元采购费用。购买2009年图书馆用户所使用过的6239种电子书需要花费55万美元。但实际上仅有343种电子书是满足触发购买行为条件的。基于此，图书馆仅需支付69000美元。2010年，可供浏览的EBL书目数量翻了三番，但图书馆采购电子书的数量却大致维持在同一水平。[19]

    在服务方式上如何适应数字资源服务的特点？以前图书馆只外借完整的图书，而数字资源具有多元特点，如读者需要的不一定是整本图书，而是其中的某一片段，再比如，读者希望能获得连载中的数字资源，传统图书馆难以做到，而数字服务就有了这样的优势。如上海图书馆与盛大合作时探索如何采购连载中的网络小说问题,就是一个创新型的突破，[20] 值得研究和推广。

    还有，图书馆是否可以思考跳出服务提供商或代理商给予的框框，联合起来建立跨平台的电子资源服务系统？出版商与图书馆合作时考虑更多的是出版商自己的利益，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迈卡·梅（Micah May）认为，在美国图书借阅量两倍于购买量，出版商需要这些图书馆流通数据。并认为出版商需要图书馆的程度远远大于图书馆需要出版商的程度。[21] 言外之意是出版商或代理商在与图书馆合作的过程中过多考虑如何获得读者的信息，有功利之嫌。图书馆是公益性机构，其宗旨是从读者利益出发，并按图书馆的专业伦理服务读者，因此图书馆在电子书服务与管理上应该有更大的作为。3M公司开发了面向图书馆的云服务，并与30家图书馆合作研制了一种可以出借给读者的价格低廉、跨平台的专用阅读器。[22] 说明图书馆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广阔的发展空间的。

    电子书产业的发展对图书馆带来挑战和机遇。有一位美国网民在自己的博客中说：今后图书馆外借是否还会存在？因为很多人只要付得起一部电子书阅读器的价格，肯定也不在乎每年79美元亚马逊Prime的订阅费。忘记图书馆吧！[23] 这位网民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这一蓬勃发展的电子书产业中如果图书馆不想有所作为的话，那么图书馆不仅将失去这一空间，也将失去自己的地位。